明朝年号的历年大事记

一、洪武之治：洪武之治又称洪武盛世是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出现的治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1368年，朱元璋于金陵应天府即皇帝位，明朝正式建立。朱元璋在位期间，下令农民归耕，奖励垦荒；大搞移民屯田和军屯；

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他还徒富民，抑豪强；下令解放奴婢；减免税负，严惩贪官；派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

二、万历新政：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三、永乐北伐：明成祖北伐又称明成祖北征、永乐北伐，明成祖在位期间，先后五次亲征，北伐蒙古。明太祖建立明朝之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居岭北行省，史称北元。

明太祖北伐之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对中原地区构成了威胁。即位的明成祖为了彻底解决元朝的残余势力，决定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

四、弘治中兴：弘治中兴指的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治理下出现了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明孝宗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五、隆庆开关：隆庆开关或称隆庆开禁、隆庆开海、隆庆开港、隆庆开放等。指明朝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帝（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

从此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全面的开放局面。

从1567年到1644年这段时间，海外流入大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隆庆开关

-永乐北伐

-弘治中兴

-洪武之治

-万历新政

五台山座落在山西省东北部，曲折连绵，千姿百态。东、西、南、北、中五峰对峙，雄伟壮丽。“（峰）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或五顶山。巍巍五台顶，海拔均在三千公尺左右，气候严寒。“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古人有诗曰：“五月行踪人大孚（寺），万松如剪雪平铺”。故又称清凉山，或清凉五台山。

一、五台山佛寺创建略述

五台山与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四大佛教名山。关于五台山佛寺的创建，自唐代以来，传说颇多。“东汉说”和“北魏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万历时，五台山狮子窝寺的镇澄，认为五台山佛寺的创建，始于东汉明帝邀请摄摩腾来华传播佛法之际，亦即一般认为中国有佛教之初。他在其编撰的《清凉志》中说：“汉明帝时，摩腾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云无忧天竺铁轮王也，能驱使鬼神，将佛舍利造八万四千塔藏之，散布阎浮，五台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额曰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传。”镇澄说他的说法乃导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律师《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简称《感通录》或《感通传》）。由于镇澄的《清凉志》在国内外流传很广，所以，五台山创寺于东汉的说法也广为流行。然而，道宣在《感通录》中却是这样记述的：“（五台山）其山属岱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在这里，道宣只是说大孚灵鹫寺“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并未言及摩腾云云。可见，镇澄的五台山东汉创寺说，乃是一种传说加演义。

唐高宗时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故又称《古清凉传》。《古清凉传》说：“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帝时，大孚图寺和清凉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时创建的。

唐文宗时，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在其入五台山求法巡礼的日记中写道：“有清凉寺，今管南台。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大孚灵鹫寺而是清凉寺。这也是对于东汉创建大孚灵鹫寺之说的一个有力否定。

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对五台山的佛教史实进行过认真的考订。他在《五台山记》中说：“五台在汉为虑掳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又说：“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白天竺来，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而不在此（五台山）也。”在这里，顾炎武明确地指出，明释镇澄是将佛教典籍中关于摄摩腾来华后居住的洛阳白马寺清凉台，误当作清凉五台山了。

我们将关于五台山佛寺创建的“东汉说”和“北魏说”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在佛教界长期流传的“东汉说”，宗教色彩极为浓厚，与史实相距甚远，不足为信。而“北魏说”则比较可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宗教词典》亦说五台山的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之际，曰：“北魏时即建有佛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在北魏时期，五台山佛数仍是处于草创阶段。那时，寺庙并不多，规模亦不大。大孚图寺只有“东西二堂”，佛光寺仅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这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据史籍记载，“时魏境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

二、五台山佛教圣地的形成

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有唐一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视五台山为“祖宗植德之所”。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说当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宝。武德二年（ 619）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唐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九年（ 635），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木妻），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增数百。”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长寿二年（ 693），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证圣元年（ 695），又命菩提流志和实叉难陀重新翻译《华严经》。圣历二年（699）译毕。新译《华严经》说：“东北方有处，名清凉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与其眷属诸菩萨众一万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说法。”长安二年（ 702），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工峻后，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挟持下，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

据记载，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帮赍供，不可悉记矣。”显而易见，从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扶助。

从佛教经典来看，除新译《华严经》说文殊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外，《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也云：“佛告金刚密迹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项，文殊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由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文殊菩萨住处——“清凉山”“五顶山”，同五台山的地形、气候、环境，极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台山这个“五峰耸出”“曾无炎暑”的自然存在物，当作是他们虚幻世界里的文殊菩萨住地了。这样，五台山就成了佛教徒们竞相朝礼的圣地，驰名中外，显赫于世。不言而喻，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强盛而名扬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备受推崇，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国家规定，全国所有寺院的斋堂，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由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所以五台山空前隆盛，名僧辈出，澄观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澄观，（738－839），俗姓夏侯，字大休，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十一岁，在应天宝林寺出家，十四岁得度，三十九岁时，“誓游五台，一一巡礼。”在遍访五台山名刹胜迹之后，留居大华严寺研讨《华严经》，在寺中主讲《华严经》五年。后来，澄观觉得“华严旧疏，旨约文繁。”于是，“旦暮策怀，思惟造疏。”唐德宗兴元元年（ 784）四月八日，澄观谢绝交游，在大华严寺制疏阁重新注疏《华严经》。至德宗贞元三年（787）十一月五日，历时三年多，终于著述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六十卷。唐代宗时，澄观被代宗“事以师礼”。唐德宗又尊其为“教授和尚”，“诏受镇国大师号，进天下大僧录。”宪宗即位，“敕有司别铸金印，迁赐僧统清凉国师之号，统冠天下缁僧，主教门事。”“穆宗，敬宗咸仰巨（大）休，悉封大照国师。文宗太（大）和五年，帝受心戒于师。开成元年，帝以师百岁寿诞，赐农财食味，加封大统国师。”“中外台铺重臣，咸以八戒礼而师之”。澄观“生历九朝，为七帝师”，于唐文宗开成四年（ 839）卒，年一百零二。唐文宗“特辍朝三日”，命“重臣缟素”，隆重葬之。被尊为“华严宗第四代祖师”。有唐一代，五台山名僧辈出，这也是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标志，是佛教寺院的大规模兴建和僧侣人数的增多。在唐代，五台山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且规模十分宏伟，仅以金阁寺的兴建为例略述如下：

金阁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不空三藏与玄奘三藏、鸠摩罗什齐名，是我国佛经的三大译师之一。译有《金刚顶经》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也是我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不空三藏备受朝廷优礼，唐代宗称之为“我之宗师，人之舟揖”。金阁寺的建筑式样，就是不空三藏参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兰陀寺设计的。为了建造金阁寺，皇帝、皇亲和百官捐赠了大量金钱，唐代宗甚至下诏命令全国十节度使都要为建造金阁寺慷慨捐助。建造金阁寺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耗资“计钱巨亿万”。金阁寺于唐代宗大历二年（ 767）兴工，大历五年（ 770）工峻，历时三年，建筑工艺十分精美。寺中壮丽的金阁分上中下三层，高百余尺，“铸铜涂金为瓦”，“照耀山谷”。寺成之后，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阁寺。可惜这样雄伟壮丽的建筑，在唐武宗灭佛时已被摧毁殆尽，早已荡然无存了。

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贞元年间，合山僧尼达万人之众。佛教本来是李唐王朝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国家徭役征派极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隐避所。寺院僧侣亦趁均田制破坏之机，兼并土地，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为非作歹。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使僧侣地主同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已有毁禁佛教的意图。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者乃佛，遂于会昌五年（845）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字，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低二十六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即位，又再兴佛教。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度增数仍达“五千僧”。实际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增，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寺庙林立，僧侣若云，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

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再一个标志，是外国佛教徒竞相朝礼和对五台山的无限景仰。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台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景仰。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许多著名高僧，诸如惠萼、灵仙、圆仁、慧运、圆修、宗睿等等。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慈觉大师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时，曾将日本不能论决的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请我国天台宗高僧、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志远法师裁决。日本佛教徒称之为“唐决”。他们不但在五台山求得许多佛教经典，而且还将“五台山土石”当作圣物带回日本。灵仙三藏，是兼通日、汉、梵三种语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更长达七年之久，从五台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许多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太和元年（ 827），逝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不但佛教僧侣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非常崇仰，“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乐于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唐武宗会昌四年（ 844），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还“特派惠萼入唐，把亲手制的绣文袈裟施给那里的僧众，把宝幡及镜奁等具施给五台山。”

总之，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唐代形成的，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强盛的国威，伴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显赫于世的。

三、宋元时期五台山佛教的继续发展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后，唐武宗灭佛时，曾遭到严重破坏。五代时，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灭佛事件，五台山寺庙“十残八九”，僧侣逃亡殆尽。赵宋王朝为了加强统治，于建隆元年（ 960）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对寺院的废毁。一反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加以适当保护。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正月，下诏“重修五台十寺。十寺者，真容、华严、寿宁、兴国、竹林、金阁、法华、秘密、灵境、大贤。”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 又“特赐内库钱一万贯再加修葺。” 此后，五台山佛教又恢复发展起来。有宋一代，五台山的高僧以太平兴国寺住持真宝最为著名。真宝，代州（今山西代县）人，为五台山僧正司僧正。金兵南下攻宋时，真宝在山中组织僧众习武，协助宋军抗金。钦宗靖康元年（1126），代州失守，金兵攻入五台山，“寺舍尽焚”。真宝率领僧众浴血奋战，后终因众寡悬殊，被金兵所擒。金兵主将使已降金的原代州郡守刘陶劝真宝投降，真宝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最后，“怡然受戮”。他的爱国情操深为世人所钦仰。

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对佛教非常尊崇。早在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时代，已开始提倡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封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喇嘛为“国师”，不久又尊为“帝师”。“帝师”除做佛事外，还为皇帝和皇亲授戒，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地位十分显赫。此后，终元之世，每帝都有名僧为其“帝师”。每个皇帝在党极之前，都要由“帝师”灌顶授戒。由于元朝统治者特别尊崇和提倡佛教，因而五台山佛教在元代再次隆盛起来。

有元一代，国家曾多次征调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在五台山大兴土木，营建寺院。提督营建工程的都是元朝的高级官员。据《元史》记载，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宗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太原、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 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二月，政府再次“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又“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正月，再次增派卒役，“营五台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仅上述三次见诸记载的征派，军卒工匠总数就达一万二千九百人之众。监察御史李元礼在给朝廷的上疏中说：“伏见五台创建寺字，土木既兴，工匠夫役，不下数万，附近数路州县，供亿烦重，男女废耕织，百物踊贵，民有不聊生者矣。”

元代在五台山修建的佛寺，著名的有大万圣佑国寺、殊祥寺和大普宁寺等。这些寺庙都是闻名全国的大刹。大万圣佑国寺在规模和等级方面，甚至高于洛阳的白马寺。大万圣佑国寺建成时，“帝师”帕思巴向朝廷推荐洛阳白马寺住持文才（姓杨，字仲华，陇西清水人）为该寺住持。文才谦辞目：“居白马寺亦过矣，何德敢主佑国。”可见当时的佑国寺已经位于白马寺之上了。元成宗加封文才为“真觉国师”、“总释源宗，兼佑国（寺）主持事。”是“为五台山佑国寺开山第一代主持。”文才著有《华严恳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三卷等，是元代华严宗名僧。其后，又有弘通佛法之弘教大师。弘教大师（1269－1337），俗姓张，讳慧印，陕西下辩人。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受命为五台山大万圣佑国寺住持。至治二年（1322），元英宗朝礼五台山时，敕命统辖五台山合山僧众。元文宗时，“授荣禄大夫大司徒银印一品”。元顺帝至元三年（1337）殁，年六十七。谥为“弘教大师”。林子青先生说：“大林了性（？一1321），历游诸方讲席，学贤首教，后从文才至五台，备受启迪。当时喇嘛受朝廷尊宠，所有名僧莫不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了性惟长揖不拜。寂后谥曰弘教。” 错将了性当作弘教大师慧印，其定是不同的两个人。

四、明清时期五台山喇嘛教的兴盛和清帝朝山

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其突出表现为喇嘛教的兴盛和清朝皇帝频频朝礼五台山。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对名僧大德恩礼尤加，并建立了一整套僧官机构。他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僧官。这些僧官的品秩都很高。成祖、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等都严守祖训，也十分尊崇佛教。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又十分推崇喇嘛教。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朱棣派人到西藏迎请噶举派名僧哈立麻喇嘛（本名却贝桑波）到京。次年，封为“万行具足千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简称大宝法王。哈立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禅业”奏辞。于是，明成祖“乃赐銮舆旌幢伞盖之仪，遣使卫送于五台山大显通寺。”同时，又大兴土木，“命太监杨升重修寺宇，并葺育王所置佛舍利塔（ 即现在的五台山大白塔），以饰法王之居。” 卒后，明成祖又敕命为哈立麻在显通寺法堂塑像奉祀，是为五台山有喇嘛教之始。在明代，五台山的僧官称“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僧寺”，可见当时五台山佛寺已有“番僧寺”和“汉增寺”之分了。这样，以佛教圣地著称的五台山，在明代又发展成为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名山了。这为五台山佛教在清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有明一代，五台山佛教在皇家的思护下，日益隆盛。憨山德清的例子便可说明之。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讳德清，字澄印，全椒（今属安徽）人，十九岁时，在金陵栖霞山出家。二十八岁，“春正月，往游五台，先求《清凉传》，按迹游之。至北台，见有憨山，事甚佳，因问其山何在，僧指之，喜奇秀，默取为号。”从此，便居五台山钻研《华严经》近十年。万历十年（1582），他在五台山显通寺讲论《华严经》，“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可见五台山僧侣之众多。当皇太后“遣官于五台”祈求皇储时，德清恰好正准备在显通寺举办“无遮法会”；他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遂“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尽归并于求储一事。”第二年，果然皇子降生。从此，德清倍受皇家恩宠，藉此为五台山佛教界取得了诸如优免田赋等许多特权。熹宗天启三年（1623），卒，年七十八，著述有：《华严法界境》一卷，《楞严通义》十卷、《法华通义》七卷、《观楞侧记》四卷、《肇论略注》三卷。憨山德清与云栖株宏、紫柏真可、藕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高僧”。明万历时，据镇澄编修的《清凉志》记载，五台山“台内佛刹、凡六十四所。台外佛刹，凡三十六所”。寺院林立，颇为繁盛。

清朝建立后，特别尊崇佛教，尤其重视利用喇嘛教来维护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鉴于蒙古和西藏盛行喇嘛教，并十分崇仰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所以，清朝政府便将五台山开放，供其朝礼。从此，蒙藏两族，朝山者络绎不绝。

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非常信佛，甚至还想出家为僧。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四帝都曾多次朝拜五台山。他们朝礼五台山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因为游览五台山的最好季节是盛夏六、七月间，而清帝朝山的时间却在冰封雪飘的农历二、三月间。清朝皇帝朝礼五台山，一是满洲与文殊的词音相谐，因而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怀有特殊感情，“澹谒（文殊）金容实为国朝万年丕基之庆。”二是为了“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以“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目的。

清圣祖玄烨曾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和九月，三十七年三月、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九年二月，五度朝礼五台山。每次朝山，都不顾山高路险和气候严寒，“亲礼五顶，各寺拈香。”他首次朝台返京行至五台县石嘴东的山谷时，“忽有虎伏林莽间，亲挽雕弓射之，虎应弦毙，因抚臣请，赐名射虎川。” 后来，遂“ 发帑金三千一百八十两”，在射虎川建寺名“台麓寺”，是为五台山第二大喇嘛寺。回京后，有感于五台山寺庙年久失修，为了便于蒙藏佛教徒朝礼，“命发帑金三千两，重修菩萨顶大文殊院及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中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

清高宗弘历，事事效法康熙，更六度朝礼五台山。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他第五次朝山时，其时已年逾古稀。“时适值瑞雪霏霏”，因而赋成《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一首。他在诗下注释云：“文殊梵经本称曼殊师利。汉藏经内亦或书之。曼殊对音即满珠，今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竺兰空号与我朝国号相符，用徵亿万年无量福祥也。”可见永保满洲贵族江山万世流传，这是清朝皇帝朝礼五台山的一个重要原因。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其时，乾隆皇帝已经八十高龄，但仍带领蒙古王公第六次朝拜了五台山。

在清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鼓励，蒙古族中出家男子竟达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前藏喇嘛寺院就有三千余所，喇嘛达三十余万，而百姓则仅止十二万多户。蒙族和藏族佛教徒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的崇仰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内外蒙古进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络绎不绝，檀施云集。”“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者，不绝于道。”据文物记载，光绪时，蒙族莫勒郡王阿那达阿沁尔，一次施舍给五台山善财洞寺的财物，仅白银就有一万两。不少蒙藏佛教徒还以死后然把骨灰埋在五台山为幸。

有清一代，五台山的喇嘛教盛极一时，有名的高僧大都是喇嘛僧。其代表当推第二世章嘉呼图克图阿旺罗桑曲旦。章嘉呼图克图是喇嘛教中的一个大转世活佛系统。第一世名扎巴悦色，藏族，生于青海互助红崖子张家，由此而得名。原称“张家活佛”，后嫌“张家”太俗，遂改称“章嘉”。每世转世，要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并须经中央政府予以承认和册封。第二世名阿旺罗桑曲旦，生于明崇祯十五年（1642），“幼育于寺，乃居第五世达赖弟子”。康熙四十四年（1705），受封为“呼图克图”，“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由于“西藏蒙古诸王尤相崇信，多所归依”，清政府为了“怀柔蒙古”，晚年便受命住锡五台山。章嘉二世通晓汉、藏、满、蒙四种语言文字和梵文，曾以汉、藏、满、蒙四种文体翻译《大藏经》中的咒语。乾隆五十一年卒，年一百四十五岁，清廷为其隆重安葬，“建塔于（五台山）镇海寺”有的论著把镇海寺章嘉二世墓塔，说成是“十五世章嘉活佛塔”，盖误。殊不知章嘉转世活佛“至清末共传六世”。

明代，五台山“番汉僧寺”由同一机构和僧官统辖。到了清代，由于五台山喇嘛教特别兴盛，所以实行分别管理的办法。喇嘛寺称黄庙（黄教庙），由住在菩萨顶的“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统辖。和尚庙则称青庙（青衣僧庙），由设在显通寺的都纲司管理，僧官称“都纲”。雍正时，五台山有规模宏大的黄庙二十六处，“黄衣僧（喇嘛）恒千余人。”嘉庆时，仅菩萨顶就有喇嘛僧五百六十一人。清末，五台山有青庙七十八所，僧侣人数亦在千人左右。

佛教如同其他一切宗教一样，“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对这种被颠倒了的世界，就是宗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宗教为这种颠倒的世界提供感情上的安慰、道德上的核准和理论上的辩护。佛教也是这样。一方面，佛教用因果报应、六道轮回来解释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使之在耀眼的灵光圈的保护下，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对于统治阶级自然非常有利，因而受到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尊崇和推广。另一方面，佛教又宣扬，今世忍受各种凌辱和迫害以及饥饿穷苦而不生怨垠，来世即可升入天堂。这样又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以幻想中的幸福，为劳动人民身上戴着的锁链装饰上虚幻的花朵，从而使人们在精神上感到慰藉而不愿扔掉它们。所以，佛教对劳动人民亦有很大的迷惑作用。上述两个方面，是佛教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受到推崇而广泛流行的原因所在。从北魏到清代的一千多年中，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备受推崇和景仰，其原因亦在于此。另外，五台山佛教的盛衰，还与封建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正如唐代名僧玄奘所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植。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则又取决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所以，五合山佛教始终是在封建政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和变迁的。

在谭其骧版本的1433年明朝版图上，将整个青藏高原都滑入其版图并且标注了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机构。在较为详细的明朝上还标注了明朝册封的各大法王的驻地。但是，谭其骧的地图一直都有“地图开疆”的问题，如元朝的地图上不封顶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小编决定专门写下一篇文章讨论青藏高原到底算不算明朝的疆域范围。

一，明朝的军事力量是否进入青藏高原

首先，确立疆域的概念和标准。小编认为，疆域必须是有军事驻扎和行政管辖并存的地方，如果没有行政管辖，只有军事驻扎就算势力范围。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安北都护府、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就是军事据点，没有行政管辖，应该是势力范围。但是本文放宽疆域的含义范围，将军事驻扎地区也算作疆域也是可以的。

凉州会盟

1370年，邓愈和徐达远征甘肃，攻陷了洮州、岷州等，其势力范围开始扩张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一带。于是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投降于明朝，史书记载为“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诸部悉归附”。然而实际情况是，明朝的军队并未进入青藏高原，朵甘（青海）和乌斯藏（地区）也只是少部分宗教首领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同等情况对比，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后，中亚的哈萨克汗国大小玉兹和浩罕都接受清朝的册封，臣服清朝，但是这些并未划入清朝版图。同理，明朝这种情况也是不能的。

关于明朝初期的疆域记载，《明史》记载为“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这里的“吐番”，很多人认为是唐宋时期的“吐蕃”，实际上概念很大的区别。元朝时候，在青藏高原分别册封了三个宣慰司，分别是乌思藏宣慰司、吐蕃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其中吐蕃宣慰司位于河湟地区。

因此，明朝文献中的吐蕃是指河湟一带。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投降明明朝，于是明朝在该地区册封了一些卫所，如河州卫（原吐蕃宣慰司，在今甘肃宁夏）、西宁卫（青海西宁）、洮州卫（甘肃临潭）等。为了进一步控制该地区，1386年，朱元璋派遣长兴侯驻扎西宁卫。

古代中国王朝想要抵御青海一带的羌族进攻，必须要控制河湟谷地。汉朝、唐朝都曾经在河湟地区争夺。后来吐蕃强盛，占据了河湟各地。明朝占据河湟谷地，也是对汉、唐政策的继承。但是，由于农耕民族青藏高原内部高寒环境无法适应，因此无法进入高原内部，只有蒙古、女真等习惯于游牧的民族才能长驱直入。

在西南地区，虽然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但是古代王朝的军队无法翻越高耸入云的横断山，因此这里就是天然的疆界线了。综上所述，明朝的军事势力只到达了河湟地区，并未到达青海内部和西藏，更别说阿里地区了。

二，明朝对青藏高原的册封性质探讨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观念中，“普天之下，非莫王土”，因此将世界（天下）都看作是自己的。因此，古代皇帝喜欢册封，他们往往将周边少数民族和来中国交流的国家都册封为比皇帝低的爵位。

所以中国古文献中只有中国有皇帝，外国没有，就算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也被记载为“王”。然而，这只是中国“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表现，并不值得赞美，更不能将这种册封算作上下级关系。明朝时期是对外册封的一个高峰期，明朝皇帝册封的有王、宣慰司、都司等称号。

许多人将明朝册封的都司，宣慰司都算入明朝的疆域，殊不知，这实际上和唐朝册封南诏国、吐蕃松赞干布、回鹘是一个性质的。都司、卫所是明朝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不过明朝也会给周边的民族冠以这些的封号，如朵甘都司，乌斯藏都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宣慰司是明朝一级土司的称号，主要分布在云贵地区。但是云南和贵州都是有几十万大军控制的，并且有行政管辖。而所谓的“三宣六慰”、旧港宣慰司就是明朝名义上的册封，没有实际控制。

1373年，乌斯藏萨迦派宗教领袖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和南哥思丹八亦等到南京朝觐明朝，于是朱元璋册封喃加巴藏卜为乌斯藏都司指挥使，册封南哥思丹八亦为朵甘都司指挥使，并且还对其推举的60人册封为元帅、招讨、万户、千户、监藏、指挥同知，下设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件比较荒唐事情，例如明朝对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的册封书是这样写的：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义来归者，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尔搠思公失监，久居西土，闻我声教，能委心效顺，保安境土，朕用嘉之。今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命尔以元帅之职，尔尚思尽乃心，谨遵纪律，抚其部众，使疆土靖安，庶副朕委任之意。可怀远将军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元帅宜令搠思公失监。准此。

意思很明显，只要来明朝的外国使者，都“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在谭其骧的地图上，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标注在了阿里地区。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西藏局势。当时的西藏主要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部分，前藏是拉萨和山南地区，后藏是日喀则地区，阿里在藏北高原上。在前藏地区，从元朝到清朝初期出现了萨迦、帕竹、仁蚌巴、藏巴汗四个小王朝交替。在阿里地区，有拉达克和古格两个王国，1633年，拉达克王国吞并了古格王国。

古格王朝遗址

然而事实上，明朝对乌斯藏地区根本就不了解，不仅不知道这里政权状态，就连基本的地理知识也没有。明朝后期，利玛窦画了一幅世界地图，于是明朝人在地图上面标注中文名字，以及加入了明朝所知道的地名，然而该地图既没有乌斯藏地区的任何名字，就连青藏高原都几乎不存在。在地图上，印度直接和河西走廊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等连在一起。可想而知，明朝可能认为乌斯藏等只是河湟谷地周边的小羌族部落。

明朝还在乌斯藏地区大规模的册封一个高僧。1372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册封帕竹政权的首领释迦坚赞为“灌顶国师”，册封萨迦派宗教领袖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此后，明朝陆续在前藏册封了一些宗教领袖，如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册封的法王都只是宗教上的意思，类似于唐玄奘被册封为“三藏法师”，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册封。

三，明朝和青藏高原等地的经济关系

一件重要的常识，那是在同一个王朝管辖的范围内，是没有关税的，也是没有多少贸易的。例如山东人可以去河南做生意，也可以到云南来做生意，古代和现在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超越了国界线，就是贸易，那就有关税，有贸易的限制。明朝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是“海禁”，实行了200年才在月港开放了一个口岸，允许民间贸易。

明朝的“海禁”实际上不仅仅针对的是海上国家，而且针对亚欧大陆内部国家。从陆地上和明朝的明间贸易也是被禁止的。明朝只允许通过“朝贡”的方式来进行贸易。但是，明朝对陆地上的贸易不可能完全禁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需要马匹，如果完全禁止，那明朝的骑兵就没有了优势。于是，明朝推行了“茶马互市”的政策，规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茶马贸易”。而西藏、青海等地也就和蒙古一样，属于明朝“茶马互市”的范围内。从这个经济政策来看，明朝自己也没有把乌斯藏、蒙古当做疆域范围。

明朝在朝贡贸易上采取了“厚往薄来”的政策，也就是只要来朝贡，必定以高额的金银珠宝来回报，于是周边的各国都纷纷向明朝“朝贡”，明朝财政压力很大。如日本在大战后，经济萧条，于是决定向明朝“朝贡”，得到了大量的资金。乌斯藏的法师被册封后，于是经常跑来明朝朝贡，开始是几年一次，后来变成一年几次，甚至出现了当地的部落长官冒充明朝册封的法师来朝贡。后来明朝的财政压力很大，于是在1465年规定只准三年来一次，并且规定国师以下级别的不准来朝贡。

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交通，朱元璋下令吐蕃地区修建驿站，许多人误认为驿站是通往西藏的，实际上，这些驿站处于河湟一带，其主要的功能也是“以通西域之使”，而洮州、河州、西宁三卫负责马匹的供给。这也说明，明朝的势力是无法到达青藏高原内部的。

综上所述，明朝在青藏高原并没有势力存在，只是一些名义上的册封。并且，明朝对青藏高原的形势也不太清楚，并不知道当地一些地方政权的存在。因此，这些并非明朝的疆域范围。之后的清朝派遣军队进入青海和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和西宁办事大臣等，才真正算是把西藏青海纳入了版图之内。

明朝的正德皇帝是明武宗朱厚照：本人一直就觉得他的武这个谥号很搞，他爹是温润如玉的君子，这哥们号称明朝276年来最能闹的一位皇帝，是个标准的混世魔王。“正德”是他的年号，但是我觉得他的年号应该叫“瞎折腾”，贪杯、好色、无赖是他的座右铭，个性解放 放荡不羁 特殊性取向是他的标签，嫖妓被抓 建立豹房 册封自己为神武大将军朱寿 离家出走是这哥们的丰功伟绩，不能否认他是个个性十足的人，也不可否认他继承了他父亲为人宽厚和博学多才的优点，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也算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是绝对的混蛋皇帝，昏君，荒*暴戾、怪诞无耻也是后人对他的评价。刘瑾同志的出现就是他那个时代混乱的一个缩影，他爹好不容易把明朝从危机中拉回来，经过他一折腾，明朝又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矛盾加剧，叛乱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