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法王是什么东东？称号怎么来的？

中文名：大宝法王

外文名：Ogyen Trinley Dorje

尊号起源：起源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

尊号赐封：由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

尊号意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最高活佛

法脉传承：公元1110年－至今

当前驻世：第十七世

法王身高：170cm

前往印度：宣扬佛法

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

信 仰：藏传佛教

出生地：昌都县拉多乡（第十七世）

性 别：男

代表作品：《佛心》《超童》《莲花生大士》

为什么要是谁的转世，不能是他自己的转世吗

观世音的化身，意指是慈悲的化身，任何人，发起广大的悲心，利益苍生，都可以被称为观世音的化身，也就是慈悲的化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密宗所谓的观音化身，义在此地。这是比较理智的看法。而不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是观世音菩萨再来，这样等于否定了，众生可以成佛。

包括观世音菩萨，也是由凡夫修行，而成就果位。所以，大宝法王，为什么不能是他自己的化身。从第一世杜松虔巴开始，就发下誓言，要利益弟子，生生世世，不舍其愿，这是多么广大的愿力，以他这样的悲心愿力，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这才是值得我们世人所敬佩的地方。一步一步自己脚踏实地，如法行持而成就的功德力量。任何一个人，能像他这般心愿广大，忍苦耐劳，舍身为大众，任何人，都是值得世人敬佩的。

　　中国壁画史

　　从广义上讲，绘制在建筑物的墙壁上或岩石上，以及其它如洞穴壁上的壁画、图案，都可以称为壁画，而绘于岩壁上的绘画亦称“岩画”。在建筑物上的壁画，大致可以分为粗地壁画、刷地壁画、绘制壁画、浮雕壁画、马赛克镶嵌壁画以及其它工艺材料壁画等等。传统的刷地壁画又分湿壁画和干壁画。中国古代壁画一般以绘制场所的不同而区分，有店堂壁画、寺观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民居住宅壁画等。现代壁画主要目的是建筑装饰，与建筑物及周边环境的协调、融合是最重要的，材料更加多样化，具有更持久的耐久性。

　　研究装饰壁画的起源，挖掘美感形式，探讨审美的观念，这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装饰美的观念，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产生萌芽它的起因，不同流派的史学家和美学家有着不同解释，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有一派认为美之产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本能，就像吃喝拉撒睡一般，是生理的、感官上的需求；另外一种说法，提出美是派生出来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它起源于生产劳动，而它的存在又具有功利作用。

　　原始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只有在生存环境得以保证并有所改善，早期人类才能产生美的要求，而美的要求，也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说，美的产生与存在，与生存相关。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先民们的装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身体的装饰，这种装饰又可分成身体之外的（如纹身、扩大耳垂等）；二是对劳动工具的装饰，如石斧的雕琢等；第三类装饰是对环境的装饰，如洞窟壁画、岩画等等。有的美学家认为早期的装饰具有功利性，比如纹身就不像后来的京剧脸谱是为了好看，而是用来吓唬同类或其它动物；在比如用兽骨、牙等做成的项链，用来显示猎人的战斗力，记录所猎杀的动物的次数。还有一种说法，人体装饰被认为与性有关，他们为了讨好或吸引异性而在身体的某些部位进行美化、装饰。在人体自身进行装饰，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祭祀，装饰形式是具有象征性和神秘性的，颜色的使用往往鲜艳而强烈，隐喻着生命、生死、血液等深层含义。石刀、石斧这一类工具的装饰则完全出自功利的演化，原始人在追求锋利、便于使用的基础之上，逐渐发现了形式感，如对称、均衡等等，而这些形式感就是形式美法则的内容之一。

　　涂抹、描绘或镌刻在洞穴中、崖壁上的原始壁画，据说是与图腾崇拜有关；也有的人认为是一种能动行为，与如今的公用建筑装饰功能一致；还由的视其为文字的早期现象，用以记录某些事、物或者用来与别的族群相交流。

　　对艺术起源的不同认识导致解释点各不相同。然而，除了以上分析的各种原因，恐怕不能避开娱乐和感官享受方面的因素。在原始生活状态下，人们的主要活动也都在此举行。最早的洞穴壁画的创作这也是作品的仅有欣赏者，他们的创作是为自我服务，没有别人的评价，也不需要讨好于谁，他们是自由、散漫的。

　　始时代，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时代。但相对于地球及人类的发展，即使是从原始社会算到今天，也还只是非常短暂的。据地质学的研究，地球已存在46亿年以上了，由据考古学的现有成果，表明人类在石器时代以后才不过四千年左右。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有2—3百万年的历史，被分为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壁画历史，大约要从新石器时代以后说起，也就是距今有5—7千年的历史。

　　最早之壁画历史，似乎可以从岩画、洞穴壁画开始。公元前3世纪我国的战国时代就已有记载，如《韩非子》、以及汉代的司马迁的《史记》、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都记述了一些有关岩画的资料。据统计，中国的原始岩画群遍布19个省区，100余个县（旗）。

　　在几十种结论当中，最有说服力的，是认为岩画的图像主要用于记事以及早期文字产生的萌芽，它是人类最原始的“石壁文化”。中国南北方各地的岩画，多以猎人、弓箭、动物以及植物形象为主，从中可以看出明显的谋求生存之目的，其年代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另一些岩画与生殖、巫术等内容有关，以一些较为抽象的图形隐喻反演、生智方面的崇拜。这些岩画的产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年左右。

　　早期人类认识世界、表现物质的方式，与人类童年的智力情况比较形似。如观察与表现太阳，就以圆圈及放射性光线来完成牛和羊等动物的侧影、持弓箭的人形等等，不关心细节以及色彩的斑斓变化，而关注于结构的本质特征。这种先型语汇直接导致了中国绘画一脉相承的审美原则。

　　岩画之特点，从许多遗留至今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内蒙古乌兰察布山石岩画，生动的刻画了原始猎人的狩猎场面，表现了原始人类谋求生存的斗争状态；除此之外，还有多组群舞的形象，疑是在表达收获后的愉快心情；而另一些人对着太阳膜拜，具有神秘色彩，与早期宗教崇拜有关。内蒙古另一处比较集中的岩画群集中在阴山，有大量舞蹈场面，所描绘的人物都戴有头饰，身上佩有饰物。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刻绘在一块平整的岩石上，有多处人面形象、农作物以及抽象向符号，有很多种破译结论，普遍认为与祈祷式的宗教活动有关。新疆也有多处岩画群，所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有狩猎、放牧、征战、舞蹈以及建筑物等等，其中的狩猎场面惊心动魄，一群猎人围住一头野牛，手持长矛、拉弓射箭，具有很高的艺术表现能力。而在甘肃、青海等地的岩画，则与后来出土的彩陶装饰纹样则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断定它们的大致年代和当时人物的生活环境及生活状态。

　　宁夏的贺兰山，集中了成千上万的原始岩画，形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早期壁画画廊。贺兰山崖画属游牧民族的艺术创作，艺术手法活泼自由，题材有动物、植物、人物和含义不明的抽象画面；对人物的表现最为丰富，有狩猎、舞蹈、交媾、膜拜等等。

　　云南岩画是整个南方系统岩画的重要代表，广泛分布于怒江、澜沧江、红河和金沙江等流域。其中在沧源、麻栗坡等地最为集中。它们的表现技法完全不同于北方，贺兰山和阴山的岩画实际上是岩刻，以可糟的方法雕琢在岩石上，以凹线造型。而云南岩画的特点在于技法上使用涂绘为主，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有50余处。云南岩画的描绘形象更加丰富，形象也更加生动，有戴面具人物、有配尾饰人物、牵牛人物、狩猎人物；动物有牛、猴、蜥蜴、蛙、蛇、象、猪、鸟等；还有太阳、月亮、云霞、星辰等；穴居、房屋、道路也在表现范围之内。

　　福建仙字潭摩崖石刻是东南沿海地区有代表性的早期壁画，它的特点是高度抽象化和符号化，介于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是人们对自然以及超自然现象进行抗争的奋斗记录，是形象思维的创造性标志。此处的岩画与阴山、贺兰山、乌兰察布等地相距数千里，但在表现方法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如舞蹈人物形象、如人面形；在工艺上都采用敲凿或磨刻将画面刻在岩石上。

　　古代的壁画艺术，由岩画、洞穴壁画，一步步走进住宅，登堂入室，进而发展到住房的顶部，逐步走向成熟。尽管原始人类的简陋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仍可以从现存的气它出土文物上进行推断，分析与之相关的事或物，找出原始岩画与建筑壁画之关系。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原始岩画实例存在，在非洲、欧洲、美洲等许多地方，都可以发现这种早期的文化现象。

　　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开始解体，贫富不均的现象日益明显，私有制逐步显现出来。中国历史进入夏、商、周时期，开始了奴隶制阶级社会。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自禹到桀十七个帝王，其都城迁移频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依然以牧业为主。夏文化已有较成熟的陶器制作，玉、石、骨、纺织工艺也得到较大发展。据《尚书》记载，这个时期“筑倾宫、饰瑞台”，可以推想其建筑壁画已初具规模。“装饰”泛指修饰、打扮，或者掩饰、美化的意思。装饰一词出自《后汉书梁红传》：“女（孟光）求作布衣麻屦、织作筐缉绩之具。即嫁，始以装饰入门。”壁画即为建筑装饰之一种。当时的壁画内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其它装饰推测。如夏的晚期，铜器的铸造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装饰纹样比较丰富，其内容正如《左传》记载的那样：“昔峡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君权的确立，需要政治上的稳固，礼教的作用很大，壁画艺术开始承担了一部分警戒社会民心的作用。由于建筑物不易保存，壁画也随之淹没，在秦王朝之前长达3000年的历史当中，没有任何壁画的遗存。

　　上、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建筑的发展，壁画艺术也兴盛起来，从周到汉代的殿堂壁画相当发达，《孔子家语》中记载当年孔子参观周代的明堂，见到过壁画“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且画出了“各有善恶之状”。这些记录还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当时壁画艺术的全貌与特点，但至少说明周代有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壁画，这种艺术形式被统治阶级借以作为宣传工具、教育工具，起着“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先有宏伟的蓝图，再有建筑物的形式，而建筑内外又缺少不了相应的装饰壁画，这是一种艺术规律。但我国的历史传统中，往往视工艺为形而下的低贱工作，极少把它们纳入历史记载，所以当时的建筑壁画成就，也只有片言只语的评语，即使是这样，那些描述也往往简单、抽象，充满了不实之辞。比如《诗小雅斯干》中对宫殿的描述如跋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殖殖其庭，有觉其楹，哙哙其正，哕哕其冥”等等，只是虚无的描写了建筑的堂皇、敞亮、真实尺度却不得而知。

　　至战国时，规模更加宏大的壁画开始出现。王逸《楚辞章句》为《天问》所作的序中，提到楚国有先王之庙、公卿祠堂，图画着山川天地、神灵怪物、古时圣贤等等。正是这些感人至深的壁画，使读画着屈原大有所感，写出了有名的《天问》。

　　当时已有职业的宫廷画家，称为“画史”，齐、鲁、楚、宋都有这样的画家。《庄子外篇田子文》中，就提到画家的个性张扬，说有一画家应召入宫，解衣盘礴，裸身作画。这与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以及诸子百家的争鸣风气有很大关系，说明当时对艺术创作的开明与自由。后来，“解衣盘礴”成为张扬艺术个性、寻求创作自由的代名词。据为数极少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画家风貌。刘向所撰《说苑》中提到齐国有个画家叫敬君，齐王建造九重台以后，便命敬君进行装饰，绘制壁画。绘画历时数载而不能回家，敬君思念他的妻子和家人，就画了一幅妻子的像每日相对。

　　对当时的绘画风格和技法，我们只能参照帛画和其它的工艺装饰。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绘画只能是壁画、画缋和帛画，只是材料的不同。古时“玉帛”并称，以视其贵重，是财富、权力的象征。战国时期的帛画，至今发现有四件，其中《龙凤人物图》、《御龙图》比较能说明问题。《龙凤人物图》帛画于1949年在湖南长沙被发现，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绘画。图中有一个妇女的侧身画像以及龙与凤鸟，描写巫女为墓中死者祈福，龙、凤的形象已表示引导死者升天，这是楚人墓葬的一种习俗。画图以墨勾线，描绘细腻，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基本绘画面貌。《御龙图》发现于1973年，它画在细绢上，画中有一留着胡须的男子，腰挎长剑，手握缰绳，驾驭一条巨龙。人物的衣饰飘带迎风飞舞，可以明显看出构图的运动方向。这幅作品所表现的死者乘龙升天的美好理想。以单线描绘，平涂设色，有些局部加以渲染，还少量使用了金白粉彩。此外，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装饰也给我们提供了参照，单线勾描，辅之平涂色彩。以图案化的表现手法进行壁画创作，可能是那时比较常见的风格。

　　孔子虽然没有直接评论画理，但从他一贯的画评之中，肯定了壁画的社会功能，比如对周代明堂壁画的评价，能画出历史人物的善恶，有教育后人的作用；此外，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说，把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与道德观念联系起来，对后世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意识有很大影响，使他们以此为标准营造人文环境；庄子是道学的创始人，他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顺其自然、虚静淡泊，成为后来画家们所追求的思想境界。

　　秦朝崛起于战国纷乱的后期，但其统治时间很短。尽管他有众多画家、作品丰富，但兵灾频仍，使遗留后世的美术作品很少，壁画更是无从发现，只能通过其他造型艺术品种加以推论。

　　当有成“瓦头”，是简瓦前端的遮挡部分，蔽护檐头，起固定和美化作用。最初出现于四周，为半圆形，后来演变为圆形。从西周至元、明、清各代，瓦当在式样、花纹上都有所不同，明显体现出各时代的风格。陕西扶风的西周晚期大型基址上，曾发现很多不同形式的简瓦，瓦当的纹饰与青铜器的风格相近战国时期的瓦当大致分成素面、花纹纹饰、文字装饰三大类。齐国瓦当以树纹为主、燕国多用饕餮纹、还有很多瓦当使用文字为装饰。对瓦当的研究在北宋时期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清代的研究者更多。

　　研究汉代壁画，必须与汉墓联系在一起，一是汉代的墓室壁画有一定的说教意义，它以通俗易懂的画面指导人们辨别是非；二是因为墓室壁画有一定的纪念意义，有一些重要题材是反映墓主人的生前生活；三是因为汉代尚厚葬，墓室壁画的艺术风格基本上能反映出现实生活中的绘画水平。；再就是通过研究墓室壁画，并与墓室中的其它文物——如帛画、玉器、漆器等相比较，能完整的对汉代壁画风格有所认识。

　　壁画附着于建筑，两汉建筑不可能保留至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都是墓室壁画。

　　墓室壁画有它特殊的目的性，并不像一些美术理论家们一味赞扬的那么好，其装饰性同时也充落了迷信和压抑。装饰性壁画在两汉时期被广泛绘制，殿堂、住宅等建筑上都有，其主要的造型语言和题材内容都不可见，这是个憾事。汉墓壁画在东北、内蒙一带有多处发现，河北、河南、甘肃、山东、山西等地也有一些壁画被陆续发现，这些壁画普遍场面较大，内容也很丰富，以表现墓主人的生活场景为多，有多处墓室中都有车马出行的场景；在墓室中绘画门卫、仆从的形象也比较多见，希望墓主人在阴间能继续得到仆人的服侍。河南密县汉墓、内蒙和林格尔汉墓中都有“百戏图”内容的壁画，有欣赏者、表演者，一遍宴饮、一边表演跳丸、倒立、飞剑等百戏节目，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构图饱满；画面细致，人物衣饰、饮食餐具都一一刻画清楚；表演者姿态各异，色彩不同，活泼而有序。内蒙和林格尔东汉乌桓校尉墓的壁画，有数百人物组成浩大的“出行图”，各种级别，各种装扮的兵士，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气势；画中还绘有殿堂屋宇、城郭森严。整个画面构图大气，用笔奔放。

　　历史故事也是汉代壁画所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河南洛阳汉墓中有“鸿门宴”故事；洛阳卜千秋墓壁画有人手鸟身的仙人‘洛阳老城汉墓画了春秋时期发生的“二桃杀三士”故事等等。此外，汉代壁画还有描写日常生活，如厨房劳动、汲水洗涤、收拾鸡鸭、处理鱼肉等场面；画鬼绘神，也是汉代壁画中常见的内容，如“四神”、“伏羲、女娲”等等，与当时的画像石的风格比较一致。

　　汉代壁画以线描染色技法为主，也有没骨画法。前一种画法与楚墓帛画有承继关系，但在衣纹勾勒、细部结构描绘等方面有了很大改进，技术上有很大进步；设色以平涂为主，用色也更加丰富而变化多端，红、黄、绿、青、紫、黑、白、赭石交替使用；勾线填色的画法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画有直接影响。另外一种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壁画形式当属“画像石”和“画像砖”，有的以浮雕形式出现，有的以绘画形式出现，但从艺术语言上讲，都应归于壁画一类。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与同期的帛画、漆画都有一些共同性，与壁画更是具有“血缘关系”。在艺术表现上以大的整体感为主，善于刻画有代表意义的细部，突出对象的个性特征，表现人物、动物对运动规律；场面构图上，抓住最具情节变化的一瞬间，使之凝固成布局得当的画面动势；善于处理气魄宏大的场面，尽管有的壁画人物众多、场面复杂，但都能在主题设立上主次分明，运用分段描绘、大小错落等巧妙的手法，，取得明确的视觉效果。

　　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先有佛教壁画、再有道教壁画；从附着体上有石窟和寺观建筑之分，它们随着宗教的兴衰而发展变化，从东汉开始，历经各代，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石窟寺的开凿和兴盛，随着佛教之传入中国而发展起来。石窟中除了大量的石雕佛像、泥塑佛像以外，就是遍布各个角落的壁画。较早的石窟壁画当属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它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处，其中最早的作品是东汉时的遗物。现存的二百余个洞窟中，壁画的题材全都是围绕佛教故事创作的，称为“本生故事”，艺术手法上明显带有印度犍陀罗文化、当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相融合的迹象，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新疆石窟壁画虽然是佛教题材，但它在造型艺术上所体现的人情味，表达了古代的美学观念，产生无穷的生命力。菱形方格的画面分割结构，是新疆石窟壁画的主要形式，这也是古龟兹艺术的特点之一。在洞窟的券顶上，以菱形方格为基本单元，进行连续组合，形成图案变化。在变化中求统一，这是一种巧妙的艺术处理手法，在结构上看似一致的菱形方格，其实每处都有自己的面貌，使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佛本生故事生动、感人，用活灵活现的画面冲击是人的思想意识。新疆克孜尔为代表的壁画，普遍采用工笔重彩的画法，有的结合以纯的白描，相互衬托，形成别致的效果。这种效果所形成的凹凸感并不同于自然的光与影，不受固定光源效果的支配，它的完整性仍然是浅浮雕式的平面化处理。

　　最为著名的甘肃敦煌莫高窟，始建于366年，历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各代，壁画现在还能看到4500平方米，是中国壁画的宝库。装饰性的画作与以装饰为目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的产生在时间上有很大的差别，以装饰为目的壁画是在比较晚的后来才出现的。敦煌壁画的目的是宣教佛法，以高超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承继了汉代艺术的成熟风格，并受到了外来影响，从内容上把佛经故事与神话传说结合起来，以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民间形式表现出来。这种高度概括和丰富想象的壁画语言把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寓教义于绘画欣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极有美学价值的壁画艺术珍品。

　　十六国北魏（公元304－534）时期的壁画，主要是佛教故事和佛像，承继了汉代绘画的一些特点，又受到了一些来自中亚西亚地区的艺术风格之影响。中国的佛教艺术，都与宣传释迦牟尼的事迹故事有关，信徒们把许多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都加在佛祖身上，使之成为某种象征和精神寄托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舍身饲虎图”，在一个独立的壁画上，描写三个太子在出游的过程中遇到母虎食子；三太子为救虎仔，舍身饲虎；另外尔太子悲痛欲绝；；父母拾骨筑塔等情节。整个画面打破自然时空状态，严谨的整合起来，色调抑郁、气氛低沉。还有一幅“鹿王本生”故事，也很有名。被神鹿救起的溺水人为答谢恩情，要当九色神鹿的奴仆，神鹿说只要别去告诉别人我在哪儿就行了。溺水者发誓不说，否则就满身长疮。王厚欲取鹿皮，于是国王令贵赏知情者。溺水人背信弃义，贪财卖友，并带人去指认九色神鹿。其结果就像壁画上描绘的那样，溺水人满身长出了疥疮，而九色神鹿当面指出溺水者的忘恩负义，国王为之震动，严令禁止猎鹿。此幅壁画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故事情节按横向排列顺序延展，每一段的情节都有说明文字。另外，“尸毗王割肉伺鹰救鸽”、“得眼林”等故事壁画，也都在构图、色彩处理、造型上具有高度的艺术技巧，有浓郁的装饰趣味，是杰出的壁画经典作品。

　　隋代（581—618）的历史尽管非常短暂，只维持了三十六年，但在莫高窟这个艺术殿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经变在这一时期逐步替代说法图，以线造型的民族绘画手段使画面更加细致；构图上充分利用空间，佛像的服饰华丽超过了前代。

　　唐代（618—907）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封建时期，壁画艺术也随之迈进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新时代。唐代敦煌壁画大部分是以佛祖为中心，构图上左右对称。为使更多的普通人能够接受，壁画开始打破人与神之间的界限，现实生活中豪门贵族的宫殿亭台、伎乐歌舞都在壁画中成为天国的境象，而充满想象力的飞天在空中起舞散花，产生神妙的感染力。“经变”的意思就是佛经的变相，把经文变成图画。唐代壁画最为省兴的是“净土变”，宣扬今生来世之间的因果报应。通过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和高超的绘画技巧，虚幻奇妙的佛法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供养人的画像也是唐代壁画重要内容之一，大部分供养人的画像被绘在经变的下方，也有在经变里聆听说法的供养人，供养人的是从都以较小的尺寸显示出来。有些达官贵族的供养人壁画场面宏大，如“张仪潮出行”、“宋国夫人出行”等，人物仪态优美、衣饰华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

　　五代（907—960）是唐王朝垮台以后的一个短期割据时期，敦煌壁画的新创作品较少，主要工作是翻修、重建。这一时期的壁画以供养人最为突出，有些与真人等大，表明姓名、官衔，人像描绘细致，造型被平面装饰化处理，衣饰图案上可以看到西域各族的风格特点。从总体上分析，这一时期的壁画与晚唐有所不同，晚唐的壁画比较软、松，上面提到的“张仪潮出行图”是晚唐时较好的作品。五代时期失去唐中期的雍容华丽，但有严谨的特点。这种风格与当时的“院体”影响有很大关系，发展至宋代，“院体”风格走向高峰，并处现僵化显现，略显艺术趣味不浓。“天清问经变”是这一时期较好的作品，以绿色为主，装饰特点非常明显，但只停留于表面，艺术水准不高。

　　宋代（960—1279）的壁画题材以菩萨为主，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佛经故事。相比前代，由于可开凿的空间非常有限，这一时期所建新窟已明显减少，莫高窟的规模已基本定型。宋代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是“五台山图”，以四十多平方米的尺度描绘了五台山为中心的城镇与乡村，其中有山川、河流、寺庙、市井、各色人物、各色建筑，对地理特点和标志性建筑物的描绘基本写实。宋代敦煌壁画的佛教气氛渐失，洞窟的尺度都比较大，但显得空泛，面有多少可资欣赏的实际内容，不见了北魏、隋唐时期的那种艺术气质和吸引力。“五台山图”没有宗教信仰的那种狂热，而是更加理性，像是地理导示图。

　　西夏•元（1038—1368）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敦煌也不再是佛教的圣地，密宗的出现使佛教的派别发生裂变，元代的千手千眼佛像为前代未曾有过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佛教密宗绘画的发展，是由于统治阶级竭力提倡喇嘛教。石祖忽必烈尊重喇嘛首领八思巴，奉为“帝师”，号称大宝法王西方佛子，并下令全国各地兴建喇嘛寺。这个时期，宗教和政治紧密结合，喇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寺院密宗应运行起，而石窟开凿几乎不再进行。

　　莫高窟的壁画家们没有留下姓名，他们一笔不苟地持续描画了近十个朝代，到元代已近尾声，保留至今的壁画洞窟近五百个，成为中华民族及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敦煌壁画以及艺术创作上的智慧与力量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壁画创作。

　　中国的佛教石窟壁画，除了敦煌莫高窟以外，还有著名的山西大同云岗石窟、很暗洛阳龙门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等等，都有很多壁画遗存，它们与敦煌莫高窟（包括榆林窟）被合称为中国四大宝窟，是中国壁画的博物馆。

　　纵观中国壁画，佛教壁画占据着一个较大的比例。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共认的原始考证材料为《三国志魏志》注引《魏略》中的几句话：“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施王使尹存口受浮屠经”，这可能是中国人之佛之始。佛教石窟造像及壁画艺术随之传入中国，按现存遗址的走向分析，主要由西北路线—也就是丝绸之路一线；有从锡兰（斯利兰卡）到广州一线；有从尼泊尔到西藏、从缅甸到云南一线，显示出从印度一带渐渐传入内地的播散脉络。

　　天水麦积山石窟壁画群，位于甘肃天水是东南45公里的麦积山，现存壁画约1000余平方米。其中北魏时期壁画较多，其中飞天造型比较有特点，线条流畅，色彩亮丽。莲花装饰图案随处可见，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气氛。洞窟顶部以及四壁都绘有内容连续的佛经故事、大型经变等。麦积山壁画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西方净土变》，人物和建筑众多，构图复杂而严谨，气势宏伟。这是中国石窟壁画中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一幅净土变。

　　龟归兹境内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壁画群当属拜城克孜尔石窟、库车森木塞姆石窟等。其中库车森木塞姆石窟壁画的创作年代约在南北朝到隋唐年代，现存52个洞窟，窟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克内什村西北。库车森木塞姆壁画是按小乘派经律绘制的，除本生故事、说法外，还有乐舞供养以及山村景观等。壁画绘制以土红色线条勾勒，平涂设色，用晕染法体现明暗变化，画面构图饱满，人物密集，形成龟兹壁画特有的艺术风格，明显受到中亚西亚艺术的影响。

　　石窟壁画艺术是我国最丰富的艺术宝库，但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宋、元以后大规模的石窟开凿已非常少见，对佛教的崇拜已被广泛散布于城镇乡村的寺庙所取代。元代只有一个特例是出现在山西太原附近的龙山石窟，这是一座独立的道教石窟群，但已经没有壁画遗存，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明代的窟龛开凿仅有极少几处，较为突出的是山西平顺县宝岩寺石窟，艺术方面无可取之处。到清代，石窟造像已完全绝迹，但热衷于对前代石窟艺术进行翻修的人倒是为数不少，其结果是不仅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作品，反而大量的破坏了壁画的原貌，有些甚至变成不伦不类的面貌。

　　竺佛图澄大师，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论，应是龟兹人）。九岁在乌苌国出家，清真务学，两度到罽宾（北天竺境笳毕试国，今喀什米尔地区，）学法。西域人都称他已经得道。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到洛阳，时年已七十九。他能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虽未读此土儒史，而与诸学士论辩疑滞，无能屈者。他知见超群、学识渊博并热忱讲导，有天竺、康居名僧佛调、须菩提等不远数万里足涉流沙来从他受学。此土名德如释道安、竺法雅等，也跋涉山川来听他讲说。《高僧传》说他门下受业追随的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及一万。教学盛况可见。

　　晋以后便是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

　　北朝期间，鸠摩罗什译出经籍有七十四部（现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经论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弥勒下生经》、《首楞严三昧经》、《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庄严经论》、《成实论》、《坐禅三昧经》等，大都对于后来佛教义学发生巨大的影响，而发展有各种学系与宗派。佛陀跋陀罗所译的《六十华严》为后来贤首宗根本所依的经典。

　　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366），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

　　天竺高僧达摩云游中土，面壁九年，创立禅宗。

　　南方为东晋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晋文化的延长，一向和清谈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则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注释：

　　道安：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生于东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卒于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说年七十二），出生于常山扶柳县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

　　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对安世高所译禅籍注释甚多。由于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因此，道安大师被视为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师出生时手臂多长一块皮肉，时人即称之为「印手菩萨」。

　　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梵语Kumārajīva ）（公元 344 ~ 413 年），音译为鸠摩罗耆婆，又作鸠摩罗什婆，简称罗什。其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属父母名字的合称，汉语的意思为“童寿”。东晋时后秦高僧，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另说还有义净（又说为不空）并称为四大译经师。

　　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幼年出家，初学小乘，后遍习大乘，尤善般若，并精通汉语文，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在东晋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姚兴派人迎至长安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率弟子僧肇等八百余人，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所介绍之中观宗学说，为后世三论宗之渊源。佛教成实师、天台宗，均由其所译经论而创立。著名弟子有道生、僧肇、道融、僧叡，时称“四圣”。中国之佛教由鸠摩罗什而面目一新。

　　佛陀跋陀罗：后秦时来华印度僧人。亦称佛大跋陀、觉贤。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人。族姓释迦，系释迦牟尼叔父甘露饭王的后裔。与法显等译出《摩诃僧祇律》40卷；同时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后又创译《华严经》60卷；经重校至宋永初二年（421）完成。

　　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始祖。他生于南天竺，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南朝梁·普通年中，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北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达摩在中国始传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佛陀拈花微笑，迦叶会意，被认为是禅宗的开始。不立文字的意思是禅是脱离文字的，语言和文字只是描述万事万物的代号而已。只要明心见性，了解自己的心性，就可以成佛。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门，后人便尊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尊少林寺为中国禅宗祖庭。后卒死于洛滨，葬熊耳山。

　　慧远：慧远，俗姓贾，雁门楼烦人。初学儒家、老、庄，二十一岁往太行恒山参见道安，听讲《放光般若》，豁然开悟后，以为佛教远胜儒，道，遂从而出家。入庐山住东林寺，领众修道。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因此中观、戒律、禅、教及关中胜义，都仗慧远而流播南方。曾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这是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当时的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逐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法显：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主要作品《佛国记》，又称《法显传》。

　　慧观：生卒年不详。清河人，俗姓崔。弱年出家。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入关中，乃从罗什受学。师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有谓：‘通情则生（道生）、融（道融）上首，精难则观（慧观）、肇（僧肇）第一。’师曾着法华宗要序，颇受罗什称扬。未久，佛驮跋陀罗被迫出关至庐山，师亦随之，深服慧远之高风。晋义熙八年（412），师随从佛驮跋陀罗往荆州高悝寺。晚年居止杨都道场寺，敷扬法化。师又精研十诵律，兼善老庄。

　　慧严：豫州人，俗姓范。十二岁为诸生，博晓诗书。十六岁出家，深究佛理。闻鸠摩罗什至关中，乃从罗什受学。师深解经论，复善言说，识者莫不敬重。罗什示寂后，还止建康东安寺，甚为刘宋高祖所重。曾撰无生灭论及老子略注，又与谢灵运、慧观等合译南本涅盘经。元嘉二十年示寂于东安寺，世寿八十一。

　　隋唐

　　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并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使佛教再度兴盛于世，也使社会得到安定。

　　唐朝虽以道教为国教，佛教受到推崇，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

　　唐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

　　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

　　在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

　　武则天崇信佛法，开凿龙门石窟。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

　　盛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盛唐中国的影响，不久即传播海外。

　　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其工程浩大，耗时九十年完成。

　　唐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禅宗的巨著《六祖坛经》，是中国第一部佛教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佛学思想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中唐晚唐时期 ，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道教盛行的原因，唐朝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至晚唐之后，十大宗派名存实亡，三论宗、唯识宗、成实宗、俱舍宗等各宗几乎都已无人研究，传承断绝。

　　密宗在宋代曾短暂复兴，期间雕刻了著名的大足石窟，但不久逐渐消亡。

　　天台、华严二宗勉强维持，南山律宗若存若亡。十大宗派，只剩禅宗、净土宗二家，其中又以禅宗发展最盛。

　　禅宗，自六祖惠能大师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间，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极一时，后只剩临济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禅师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是南宋时最主要的两个流派，其中又以看话禅的影响最大。

　　注释：

　　玄奘：玄奘祖籍河南洛州缑氏县，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为东汉名臣陈寔的后代，曾祖陈钦曾任东魏上党太守，祖父陈康为北齐国子博士，父亲陈惠在隋初曾任江陵县令，大业末年辞官隐居，此后潜心儒学修养。他有三个哥哥，二哥陈素，早年于洛阳净土寺出家，以讲经说法闻名于世，号长捷法师。

　　玄奘（公元600～664），名陈祎，洛州缑氏人。唐代著名三藏法师，佛教学者、旅行家，与 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经十七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组织译经，共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 五卷。曾编译《成唯识论》，论证“我”、“法”不过是“识”的变现，都非真实存在，只有破除“我执”、“法执”，才能达到“成佛”境界。

　　善无畏：（公元637～735）唐代高僧。中印度摩伽陀国人。甘露王的后裔，十三岁继承焉荼国王位，后出家，向达磨掬多学习密法。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善无畏以八十高龄抵达中国长安，玄宗礼之为国师，奉诏住兴福寺南塔院，后移西明寺。翌年，奉诏于菩提寺译经，译出《虚空藏菩萨能满诸愿最胜心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此后，致力于翻译密教经典，为密教传至中国的先河，与后来的金刚智、不空，并称为"开元三大士"，共同奠定中国密教的基础。

　　金刚智： 金刚智(公元671~741年)， 梵名 Vajrabodhi，是中印度国王伊舍那靺摩( Isana-varma )的第三王子(另说为南印度婆罗门出身)。十岁能背诵婆罗门的经典，后来在中印度的那烂陀寺出家，随寂静智学习《声明论》，十五岁到西印度留学，回到那烂陀寺后，于二十岁受具足戒。此后，修学大乘律学，研读《般若灯论》、《百论》及《十二门论》等，以大乘空观思想为主的论着。二十八岁，就胜贤论师学习《瑜伽论》、《唯识论》及《辨中边论》，研究大乘有宗思想三年。三十一岁，到南印度就龙智修学密教，研究《金刚顶瑜伽经》、《大日总持陀罗尼经》等密教经典，并得受金刚界的密法灌顶。

　　不空：不空（705—774）译名不空金刚，梵文阿目祛·跋折罗（Amoghavajra），原籍北天竺，一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人。唐代高僧，幼丧父，随叔父至中国，师事金刚智，奉命至天竺及狮子国求密藏，玄宗天宝五载再入唐，加号智藏国师，居京兆大兴善寺，译出密部经七十七部。自玄宗迄代宗，皆为灌顶国师，官至鸿胪卿，封肃国公。不空为中国密宗创始人之一，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

　　神秀：神秀 （公元606～706）唐代高僧，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禅创始人。俗姓李，汴州尉氏人。少习经史，博学多闻。神秀继承了道信、弘忍以心为宗的传统。认为“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反对“将心外求”。禅风以“拂尘看净，方便通经”为特点。其门下传有他所作的《大乘五方便》（一作《北宗五方便门》，又作《大乘无生方便门》），晚近在敦煌石窟发现它的写本（巴黎图书馆藏有两本）。另有《观心论》残本，亦于敦煌发现。 他曾经写道“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惠能：慧能大师，唐代高僧，中国佛教禅宗六祖，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至今仍有不腐肉身舍利久存于世，成为佛法修行之见证。慧能祖师，俗姓卢。幼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父亡随母移居南海，艰辛贫困，以卖柴为生。24岁时，得人资助，北上参学。唐龙朔元年（661）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后得五祖衣钵，创立禅宗南派，史称“六祖”。与先哲孔子、老子，并列为“东方三圣人” 。

　　法藏：法藏 （643--712），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开创者，宗内称为三祖。本康居国人，共祖父侨居长安，以康为姓。17岁入太白山求法。后去云华寺师事智俨，听讲《华严经》，得其嫡传。高宗咸亨元年（670），荣国夫人杨氏死，武后施宅为太原寺，度僧以树福田。于是同学道成、薄法及京城其他大德连状荐举，度他为僧，得受沙弥戒。先后于太原寺、云华寺讲《华严经》，武后命京城十大德为授具足戒，并赐以贤首之名，人称“贤首国师”。为使武则天契入华严境界，法藏指殿前金狮子为喻，深入浅出广阐妙义，其文字记录便是著名的《金狮子章》。

　　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时局分裂及战乱纠纷。北方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955年）废天下佛寺，以佛寺铜材铸行“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毁佛行为，史称“三武一宗” 。

　　南方吴越国佛教发展兴盛，统治者钱缪、钱弘俶十分崇尚佛教，大建寺院刻印佛经，阿育王寺，湖州天宁寺所藏《宝箧印经》、杭州雷峰塔的金铜十六罗汉像即是该时期作品。

　　注释：

　　三武一宗：“三武一宗”，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三武灭佛”又称“三武之祸”，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位皇帝曾经发动过毁灭佛法的事件，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在佛教史上被称为“法难”、“三武一宗之厄”等等。

　　北宋时期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太宗时，兴建太平兴国寺，设立译经院，复兴了官刻译经活动。

　　天台宗得到高丽传回佛教典籍而弘扬一时，虽然教义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礼忏、念佛等方法辅助，所以能够在各地普及。

　　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够借助禅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的风气。当中以子璇、净源二位大师最有影响力，后者被称为“贤首中兴”。

　　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于律学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师兼讲授戒法，促使律学中兴。

　　禅宗则继续发扬。诸派宗师多推行教学，让佛学普及于民间 。

　　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余则多被湮灭。

　　南宋时期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

　　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

　　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明朝

　　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明代佛教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发展甚少。

　　注释：

　　道衍（1335—1418）曾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明成祖即位后，奖赏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此后，成祖开始偏袒佛教，并且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自编写《神僧传》。他对西藏喇嘛教非常重视。1403年，邀请哈立麻到京师，颁发“大宝法王”称号，又给西藏宗喀巴“大慈法王”称号，并且担任国师。永乐年间，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紫柏真可：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吴江（江苏）人。他主张儒、道、佛一致，不执守佛教的一宗一派，融会性、相、宗义，贯通宗、教。德清大师曾称赞紫柏：“予以师之见地，足可远追临济，上接大慧之风。”

　　莲池祩宏：莲池大师 （1535-1615），明代高僧，中国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别号莲池，因久居杭州云栖寺，又称云栖大师。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并称为明代四大高僧。融合禅净二宗，定十约，僧徒奉为科律。清雍正中赐号净妙真修禅师。

　　憨山德清：憨山德清(1546-1623)，明代四大高僧之一，俗姓蔡，字澄印，号憨山，全椒人。宣讲三教一理，主张禅净双修。其佛学思想受莲池祩宏的影响颇深，与紫柏真可堪称至交，突出功业是中兴曹溪。他的学问，幼师孔子，少时师老庄，最后皈于佛。德清一生著述甚丰，注疏类作品主要有：《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法华击节》一卷、《金刚经决疑》一卷、《圆觉经直解》二卷、《般若心经直说》一卷、《大乘起信论疏略》四卷、《大乘起信论直解》二卷、《肇论略注》六卷、《观楞伽经记》八卷，还著有《性相通说》二卷、《憨山绪言》一卷以及一些分析和发挥儒道两家思想的作品，如《观老庄影响论》、《大学直指》、《中庸直指》等。其门人编有《憨山老人梦游集》行世。

　　藕益智旭：藕益智旭（1599～1655）明代高僧，中国净土宗第九代祖师。吴县木渎人，俗姓钟。字蕅益，号八不道人。由于晚居灵峰建寺、创社、著书，故世称灵峰蕅益大师。少好儒学，誓灭释老，偶阅祩宏之《自知录》、《竹窗随笔》，遂取己所著辟佛论焚之。服父丧期间，闻地藏菩萨之本愿，始萌出家之志。二十二岁专致念佛。翌年发四十八愿，自称‘大朗优婆塞’。二十四岁就憨山大师之门人雪岭剃度。 师尝学华严、天台、唯识，欲统一禅、教、律，综合佛教诸家体系，惟于实践上侧重念佛。并兼治儒家、景教。主张融合佛、道、儒三教。著作极多，其中《阅藏知津》，系解说大藏经之经、律、论、杂等四部。并融会诸教学，注释《大乘起信论》、《大乘止观论》。著《弥陀经要解》一书，乃调和禅与念佛之作。门人成时别编其遗文为《灵峰蕅益大师宗论》十卷。

　　清朝

　　清朝官方最初接触到的是喇嘛教，并且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当时西藏的第五世喇嘛罗桑嘉措已和清太宗建立了关系，并受册封。

　　汉传佛教方面，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木陈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

　　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受诏把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译为满文。工布查布等人则根据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极乐愿文》、《释迦佛赞》等等。

　　注释：

　　土观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是青海佑宁寺、塔尔寺著名活佛，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土观活佛共传十八世，前十世为追认活佛，现传八世。

　　憨璞性聪：性聪（1610～1666），清代临济宗僧。字憨璞，顺治帝赐号“明觉”。福建延平顺昌人。俗姓连。十五岁出家于天王寺，三年后剃发。二十五岁起游历四方，从支提山本辉习经论，往南海普陀岩大云处受具足戒。曾参禅于武林山默渊、永觉元贤等。又诣绍兴府东山尔密明澓，而有省悟。后得温州鱼潭之印可。其后得法于杭州太平寺百痴行元。得法后，历住杭州锦山观音寺、余杭法喜寺、钱塘广福院、顺天海会寺及延寿寺、邵武安国寺等寺院。康熙五年十二月八日示寂，世寿五十七。遗有《明觉聪禅师语录》十六卷，冯溥曾为师撰写塔铭。

　　民国

　　民国初年，诸教内大德如太虚大师、印光大师 、虚云大师 、弘一大师等出世，大力倡导与推动复兴佛教。太虚大师力倡佛教的现代化运动，有改革佛教的思想与举措。对内整合佛教的现代思维：主八宗并弘外，将汉传佛教分为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三大系。印光大师的《印光法师文抄》被龙天推出后，更是广为传播，道风所播，遐迩景从，法化广被，名遍远近，一本印祖文抄，度化众生无以计数。赵朴初等佛学大居士也相继涌现，也为汉传佛教复兴立下汗马功劳。

　　注释：

　　太虚大师：太虚大师（1889--1947）近代高僧，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崇德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光绪三十一年16岁，入苏州小九华寺披剃为僧。出家后即往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嗣往永丰寺就歧昌和尚学经。越岁复住天童寺修禅学佛。时与闽僧圆瑛、会泉为同参，相与参究禅学。

　　印光大师 ：印光法师（1861～1940），即释印光，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号继庐行者。大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郃阳孟庄乡赤城东村人。大师振兴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居功至伟，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与近代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及。

　　虚云大师 ：虚云禅师，俗姓萧，祖籍湖南湘乡县。在现代佛教史上，坚持苦行长达百余年，历坐十五个道场，重兴六大祖庭，以一身兼承禅门五宗，法嗣信徒达数百万众的高僧，唯有禅宗泰斗之誉的虚云。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又名李息霜、李岸、李良，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在音乐、书法、绘画和戏剧方面，都颇有造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担任过教师、编辑之职，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赵朴初：卓越的佛教领袖、杰出的书法家赵朴初居士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追求进步、探索真理，孜孜以求，矢志不移。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中，与中国***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

密宗来自印度，在印度称为Tantra，於印度是脱离宗教师徒秘密相传的，有别於佛教界的密宗，但是系统与根源或有关连。在印度，密宗一直是秘密流传，而且混入各宗教内以求自保。

在佛教界内的密宗也称真言陀罗尼宗、真言宗、瑜珈宗、金刚顶宗、毗卢遮那宗、开元宗、秘密乘、密乘，是佛教的一个支派，源自金刚乘。7世纪兴起于东印度的波罗王朝，於唐朝中期传入中国。公元8世纪，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来华，史称＂开元三大士″。三位密宗大师，在大唐皇室的扶持之下，创立中国密宗。此宗传承在中国一般公认上推至印度龙树菩萨，因唐朝中期中日交流的密切，密宗随著佛法传入日本。有别於西藏的密宗，此系统后人称为东密，在日本多称为真言宗。

七世纪初，西藏国王松赞甘布因国力强大，产生对文化的渴望，於是同时向中国与尼泊尔请求联姻与文化输入，中印两派文化的势力在西藏最后由印度胜出，佛教亦於此同时由中印个别传入西藏。八世纪中期，西藏境内苯教势力一度抬头，兴起反佛声浪。印度僧人回印之后请来密宗上师莲花大师入藏以神通力摄服藏人，於是密宗就此传入西藏。连花生大师的传承后世人称红教（宁玛巴），其内涵与东密有别，后世人称为藏密。

十世纪初，藏人马尔巴译师入印度求法，向印度密宗上师那洛巴学得密法回藏，传给无数藏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密勒日巴上师，后世对此一系的传承称为白教（噶举巴），西藏首位转世活佛大宝法王即密勒日巴的徒孙。

密宗通称密教，以显自宗所诠教理，最为尊密，深妙奥秘，故以秘自称，对称於显教；密宗认为法身佛大日如来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教法，方为佛自内证境界，故不得对未灌顶行者，宣示其法。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三大系统（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之一，自称“佛教”或“内道”，清代以来汉文文献中又称之为“喇嘛教”。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

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历史分两个历史阶段，藏文史籍一般称“前弘期”和“后弘期”。7世纪中叶到9世纪中叶约2百年为前弘期。这一时期，佛教在吐蕃还是一种外来宗教，它在与当地原有的苯教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其间曾一度占优势。赤松德赞（755一797在位）时从印度迎来寂护和莲花生两大师，建立桑耶寺和僧团组织。期间，在印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之间曾引发一场争论（792—794），最终印传佛教在赞普的支持下得以取胜。赤祖德赞（815一838在位）时，又委僧人为大相，并规定七户养僧一人之制等，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他的继任者赞普达玛期间，佛教遭受严重打击，但其后约百年，卫藏地区的佛教仍不绝如缕。

10世纪，佛教逐渐由西康、青海、阿里等地将戒律传回卫藏地区。同时有一些人去印度求法，其中最有成绩的是仁钦桑波（，958—1055），译出以密宗为主的不少显密经典。又从印度迎请阿底峡进藏，主要传授显宗教理，兼及密宗。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

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为：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像设繁多，是藏传佛教有别于汉地佛教的一个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