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是投火自尽了，还是逃跑到海外了？

现在的史料和考古证明，建文帝确实没有被烧死，（朱棣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寻找建文帝，甚至有人猜测郑和下西洋也是为了找他。”阖宫自焚”只是掩人耳目）而是南逃了。对于建文帝的最终归宿，较流行的有一定遗迹和物证的有三种说法：

一、第一种是：朱允炆下令纵火焚宫后，自己与少数随从从地道中逃出，乘船潜往云南，削发为僧，自号应文，并以云南为根椐地，频繁出入于黔川粤桂楚湘浙等地，募建寺院，收纳信徒流浪达39年之久直到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与他同住的一个和尚窃取了他写诗的自称建文帝的诗，去见思恩府（今广西武鸣县）知州岑瑛，岑瑛将这和尚和朱允炆一起逮捕，押解进京（今北京市），被证明为朱允炆本人，英宗才将朱允炆安置于内宫朱允炆寿终正寝，死于永安宫，葬于西山。《中国帝王大全·明惠帝朱允炆》（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持此说。此说以清康熙戊寅拔贡横州人陈奎所作南山遗事记录建文帝出逃隐藏宝华山题匾题诗及被执送京城太监指认诸事，最为详尽。

二、第二种是：岑瑛所捕捉的是一名合浦老和尚，此僧与建文帝交往数十年，深知建文帝来历及宫中隐秘，便冒充建文帝入宫享福，因回答宫中诸事无讹，受到礼遇。建文帝晚年回到了窦家巡检司附近的龙凤村，并在那里驭龙宾天，死后就埋葬在凤凰山与皇坟顶西南的山下一处秘密的地方这地方，就在现在道家村隔北流河相望的对面山峰的皇坟顶之下的皇坟岗·皇坟顶的来历，就是因为建文帝葬在那里而得名的。此说有山名地名与朱龙出反叛等历史及传说佐证，但缺乏实物和历史文物考证。

三、第三种是：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久在姚广孝的监护下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其地发现了建文帝的一些遗物遗迹。此说显然不足为凭，并与以上两说及其到西南各地相矛盾，但或许建文帝确曾在那里隐藏过。

此外，还有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亦有认为建文帝出逃后云游各地，后隐居湖北武昌的洪山。这都有待进一步考证。从宝华山的众多历史典籍记载文物考古及周边传说来看，建文帝南逃并藏匿宝华山应是明确的，建文帝南逃的历史之谜也因此解开。至于建文帝的最终归宿，目前尚为谜案，要解开它，还需要等待更多考古考证的探索与发现。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记载建文帝逃亡生涯，是第一手的野史资料。关于它们的真伪，历来有争议，而“伪书”说颇占上风，却难以服人。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发动军事政变的燕王朱棣进入南京城，建文帝下落不明，有的说自焚而死，有的说出宫逃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利益攸关方的朱棣，公开宣称，建文帝已经自焚而死，否则的话，他的取而代之就缺乏合法性。其实他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怀疑他出宫逃亡，暗中派遣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寻访张邋遢(张三丰)为幌子，四出侦查建文帝踪迹，前后达四十年之久。张岱《石匮书·胡濙列传》写道：“时传建文崩，或云逊去，诸旧臣多从建文去者。文皇(即明成祖朱棣)益疑，遣胡濙巡天下，名访张邋遢，又名搜书，遍行郡县察人心。又传建文在滇南，濙以故在楚湖南久。(永乐)二十一年还朝。会文皇驻宣府，濙驰夜上谒。文皇已就寝，闻濙至，披衣急起召入，劳濙赐坐与语，濙言不足虑也。先，濙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文皇分遣内臣郑和辈浮海下西洋。至是，文皇疑始释。”朱棣如果真的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明清史专家孟森《建文逊国考》说：“果如横云所言，成祖命中使(宦官)出其尸于火，验明的系建文，始以礼葬，则何必疑于人言，分遣胡濙、郑和辈海内海外，遍行大索二十余年之久”逻辑严谨的反问直刺朱棣内心深处，公开宣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是为了夺取帝位，暗中侦查他的下落是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即使建文帝的子孙后代也不相信建文帝自焚而死，明神宗朱翊钧就是一例。万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向内阁首辅张居正提出了思虑已久的问题：“闻建文帝当时逃逸，果否”张居正如实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故老相传，言建文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人无知道。至正统间，忽于云南邮壁题诗一首，有‘沦落江湖数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觉其有异，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归骨故园。’乃验知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段文字见于作为国史的《明神宗实录》。明神宗要张居正把建文帝在云南驿站墙壁上的题诗抄写出来，全文如下：“沦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建文帝逃亡之事，朝廷始终避讳，《明成祖实录》故意抹去了这段历史，所以张居正说“国史不载此事”，那么“先朝故老相传”的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来自民间野史，首当其冲的就是《致身录》与《从亡随笔》。建文帝的几首题壁诗都出于《从亡随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明末清初文坛盟主钱谦益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斩钉截铁地断定，《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他在《致身录考》中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称建文元年，彬(指史仲彬、史彬)以明经征入翰林为侍书。壬午(建文四年)之事，从亡者三十二人(引者案：应为二十二人)，而彬与焉。彬后数访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间行数至彬家。诸从亡者氏名踪迹皆可考证。”随后他举出十条理由，“断其必无”，结论是：《致身录》是一部伪书。他的意见获得了一部分学者的支持，潘柽章《国史考异》说：“(建文)逊国诸书真赝杂出，盖作俑者王诏之《奇秘录》，而效尤者史彬之《致身录》也。二书皆浅陋不经，而《致身录》以缘饰从亡事，尤为流俗所歆艳。” 但是明末清初不少着名学者并不认为《致身录》是“伪书”，陈继儒、胡汝亨、文震孟等都为它写序，便是明证。陈继儒的《致身录序》说：“金川门献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参半是也。今得先朝史彬《致身录》，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际了然矣。”胡汝亨《致身录序》说：“是编也，请太史氏亟收之，以徵文献焉。百世而下，为之涕泆而不能已也。”文震孟的《致身录序》说：“是录复出，得照耀人间，使懦夫立志。”难道只有钱谦益火眼金睛，一眼看穿是“伪书”，而陈、胡、文诸公有眼无珠，真假莫辨看来“伪书”说值得怀疑。 清初的张岱就认为它是信史，他在《石匮书》中写到建文本纪时，明确地说：“建文帝出奔事，见史仲彬《致身录》及程济《从亡随笔》。”又说：“建文革除事，传疑久，一似耿耿人心者。兹《致身录》出自从亡手，含荼茹苦，自尔真功，其文质而信，怨而不伤，独史氏书也哉，足以传矣。”提到建文帝出宫逃亡之事，大量引用《致身录》的文字，写道：“《致身录》曰：大内火起，帝从鬼门关遁去，时六月十三日未时也。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亡去。’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灌铁(引者案：据《从亡随笔》：‘闭以二锁，锁以铸铁灌’)。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大内。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鞋帽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备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疑，有等着名势必究诘，有等妻儿在任心必牵挂，宜各从便。’”此后大部分篇幅是关于建文帝流亡生涯的记叙。 崇祯六年至九年担任内阁大学士的钱士升，对此书是深信不疑的，崇祯四年写了《史翰林致身录叙》，表达了“且惊且喜”的读后感，并于崇祯十七年编辑《逊国逸书四种》，收录了《致身录》，题签是：“东吴史仲彬自叙”。据曹参芳《逊国正气纪》卷二记载，宣德九年，建文帝在程济等陪同下，来到吴江县的史府，其时史仲彬已死，“临终书有《致身录》，嘱其子晟曰：‘存之以俟百世知我君臣艰苦也。’”建文帝“阅《致身录》泣曰：‘彬不愧斯语矣。’”可见建文帝看见过《致身录》的手稿。该书篇末有史仲彬之子史晟的跋文：“正统戊午(三年)五月望，不肖男晟谨识。”由此可以推断，《致身录》在正统三年已经刊刻成书。 由于史仲彬宣德三年去世，建文帝此后的流亡生涯的见证人程济所写的《从亡随笔》，显得尤为珍贵。然而钱谦益认为《从亡随笔》(他称为《从亡日记》)也是“伪书”，专门写了《书致身录考后》，说：“余作《致身录考》，客又持程济《从亡日记》示余，余掩口曰：陋哉!此又妄庸小人，踵《致身录》之伪而为之者也。”还说：“(程)济之从亡，仅见于野史，其曾有私记，出何典故”“《日记》出而《致身录》之伪愈不可掩矣甚矣作伪者之愚而可笑也。大抵革除事迹，既无《实录》可考，而野史真赝杂出，莫可辨证。”仅仅以“仅见于野史”、“无《实录》可考”，就断定为“伪书”，似乎过于武断。如前所说，明神宗询问张居正建文帝“逃逸”之事，张居正也说“国史(即《实录》)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云云，说的就是野史，他是相信的。钱士升写的《从亡随笔叙》也是相信的：“从亡二十二人，惟程编修与能贤朝夕随侍，始终周旋，所记岁月往返，历历在目，与《致身》、《附膝》二录间有矛盾，而要之不离随笔者近是，故纪中多取准焉。” 《从亡随笔》收入钱士升编辑的《逊国逸书四种》，题签是：“朝邑程济着，魏塘钱士升订《从亡随笔》(壬午迄庚申共三十九年)”。壬午即建文四年(1402年)，庚申即正统五年(1440年)，连头带尾恰好三十九年。前面提到建文帝的那首题壁诗，《从亡随笔》这样写道：“庚申夏四月，师(指建文帝)题寺壁诗，有‘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愁’之句。”就在这一年，建文帝把逃亡事情告诉了一名御史，御史上报皇帝，皇帝派曾经服侍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来验明真假，程济记录了当时目睹的情况：“(吴)亮至不能辨，师语畴昔宫中事数条，亮乃大恸，伏地不能仰视。密以闻，遂命迎入，称老佛，养大内中。”程济完成了随侍护驾的任务，回到云南，焚毁先前居住的茅屋，写完了这本《从亡随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 钱谦益所说“万历中，吴中盛传《致身录》”云云，似乎以为这是万历中叶冒出来的野史传闻。但是，祝允明写于正德年间的《野记》也有类似内容，又作何解祝允明写道：“建庶人(指建文帝)国破时，削发披缁骑而逸，其后在湖湘间某寺中……至正统时，八十余岁。一日，闻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陈牒，门者不知谁何，亦不敢阻。既入，从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问：‘汝何人，讼何事’不对，命与纸笔，即书云：‘告状人某姓，太祖高皇帝长孙，懿文太子长子’以对。左右持上，御史谓曰：‘老和尚事真伪不可知，即真也，吾与汝无君臣分，不得行此礼。虽然，汝老为此，欲复出何为乎’曰：‘吾老也，无能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付之何地耶不过欲归体父母侧尔，幸为达之。’御史许诺，命有司守护，飞章以闻，上令送京师。”祝允明也记录了建文帝的诗句“长乐宫中云气收，朝元阁上雨声愁”。这些信息从何而来 郑晓写于嘉靖年间的《吾学编》，其中的《建文逊国记》也有类似《致身录》与《从亡随笔》的记载：“帝发火宫中，即削发为僧人入蜀。或曰，去蜀未几，入滇南，常往来广西、贵州诸寺中……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士庶至今犹能道之。”这些信息又从何而来 倘若能够证实建文帝确实在建文四年自焚而死，那么《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毫无疑问是伪书。但是，迄今为止难以证实这一点，就连钱谦益自己写的《建文年谱序》，也不认为建文帝自焚而死，他写道：“以文皇帝之神圣，明知孺子(指建文帝)之不焚也，明知亡人之在外也，明知其朝于黔而夕于楚也，胡濙之访张邋遢，舍人而求诸仙，迂其词以宽之也;郑和之下西洋，舍近而求诸远，广其涂以安之也。”既然如此，断言记载他流亡生涯的《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21逊国为僧，云游四方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 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帝身份的。下面这首诗据说是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时所作：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杀而死，也产生过怀疑，又听说了很多传言，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成祖)疑之。(永乐)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即朱棣是让户科都给事中胡濙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遍行郡、乡、邑，搜寻建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成祖对胡濙侦缉建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不允许胡濙为母“丁忧”的请求（官员父母逝世，应守孝三年，称为丁忧）。 《明史》中说：“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就是说，朱棣得不到确切消息，故另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 一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的一个晚上，胡濙匆忙赶回北京，恰巧成祖北征驻军宣府。胡濙赶到宣府时成祖已经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二人一直谈到四更。看来胡濙是打听到了建文的确切消息，似乎事隔多年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成祖朱棣由此放心，不在究问建文帝踪迹。 22漂洋出海，不知所终有传言建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成祖朱棣担心建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帝。据《明史》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23北京西山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正统七年，建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西内，老死于宫中，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其实这是谣言，不过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帝，年90余岁。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究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洪武17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帝的。于是英宗将其押入大牢，过了4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12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24江苏吴县说 《文汇报》的记者徐作生通过查阅文献和亲自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帝当年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于江苏吴县普济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病殒于此，终年47岁，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自成一说。 25四川望京寺说 有人则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他已21岁了。继位后改“洪武”为“建文”，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即被他的四叔燕王朱棣用武力推翻，而下台后的建文帝下落，却又成了千古疑案，众说纷坛。主要有：

自焚说。据永乐年间《实录》和《明史稿》的记载，建文帝继位后，即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大常卿黄子澄谋，定策削藩。领兵在外、身为燕王的朱棣立即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求和不允，只好死守，但是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川门迎燕王大军入城，满朝文武纷纷投降。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都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分不清男女，惨不忍睹。其继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礼葬建文皇帝”。《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说。

削发为僧说。清代名人吕安世和近人蔡东藩等则认为燕军破城后，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想一死了之。此时少监王钺告诉他：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急忙把箱子抬来，打开一看，里边有三张度牒，就是做僧人的身份证，上面写好了建文帝等三个人的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头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它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据此，建文帝三人剃了头，换上了憎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随之出了鬼门后，就看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僧人，僧人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怎么知道我有难，僧人答道：“我叫王升，是神乐观住持，昨夜梦见你祖父朱元璋，他本是出家之人，叫我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削发为僧，继承了祖业。

此外，在《明史·姚广孝传》和《胡濙传》里记载：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也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削发为僧外逃了。他就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郑和下西洋“欲寻踪迹”，派户科都给事中胡濙遍行郡、乡、邑长达16年，搜寻建文帝下落，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宫后，削发为僧，既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西南、东南周游避难，而是被僧司溥洽所救，一直藏在江苏吴县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无复国之意。近年徐作生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实地考察后，指出：永乐二十一年（1423），建文帝死于江苏吴县穹窿山，终年46岁，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

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历史真实，因为当时燕军兵临城下，把紫禁宫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考查也无鬼门、御沟逃路。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无厌、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决无好下场，不如以死了之为上策。燕王朱棣也绝不会让建文帝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当皇帝。朱棣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之臭名，故意苦心寻找建文帝下落，留下了历史疑案，这可能是朱棣的用心之机。

综上，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及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各类词书字典，也只好注明；“建文帝不知所终”。

明成祖依靠武力夺得了权力，可他却没有找到侄子朱允炆的尸首。

神奇传说

建文帝，名叫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但他实在没有当皇帝的命，不过短短四年，他就被自己的叔叔燕王朱棣篡夺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靖难之役”。这个短命皇帝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直到他不再是皇帝。但是，在大明王朝的广袤土地上，竟然始终找不到建文帝的影子，建文帝就这么消失在战火纷飞的南京城中。

他究竟是生是死？生，又在何方？死，又在何处？这可让他夺了皇位的叔叔一直放心不下，这皇位做得一辈子也不安稳。对于建文帝的下落有两个说法流传的最为广泛，最著名的一个是“出亡为僧，流落西南”说，也以这个说法最具传奇色彩，最为人所津津乐道。这种说法认为，燕王陈兵南京城外，建文帝想求和，但是燕王不答应，建文帝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想自杀，但却被身边的人拦了下来。

有一个老太监王钺告诉他说：“你祖父临死时，给你留下了一个铁箱子，让我在你大难临头时交给你。我一直把它秘密收藏在奉先殿内。”群臣一听，急忙把箱子抬出来，打开一看，原来里面放了三张度牒，上面写好了三个名字。还放着三件僧衣，一把剃刀，白金十锭，遗书一封，书中写明：“建文帝从鬼门出，其他人从水关御沟走，傍晚在神乐观西房会集。”按照这封信的吩咐，建文帝和两个下人剃了头，换上了僧衣，只带了九个人来到鬼门。鬼门在太平门内，是内城的一扇小矮门，仅容一人出入，外通水道。建文帝弯着身子出了鬼门，其他八人也随着出了鬼门，就见水道上停放着一只小船，船上站着一位白眉白须的老僧。

老僧招呼他们上船，并向建文帝叩首称万岁，建文帝问他为何到此等候，僧人回答：“我叫王升，是神乐观的主持，昨天夜里梦见先帝，他本也是我佛门中人，叫我特别在此等候，接你入观为僧。”至此，建文帝似乎是削发为僧，继承了朱元璋的祖业，也当了和尚，云游四方去了。

急坏了朱棣

建文帝失踪，可急坏了刚当上皇帝的朱棣。他在有生之年不断派郑和下西洋，据说就是为了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他还派胡濙在穷山僻壤、市井城镇之间搜寻了十多年，目的也是“隐查建文安在”。只要一日找不到建文帝，他就一日不能心安。偏偏由于建文帝行踪不明，加上当时的许多人对燕王夺位很不满，于是民间不断有假冒者出现，更让朱棣心神不宁。

比如在正统五年，广西思恩州的知府岑英出巡，半路上忽然有一个老僧拦住道路，毫不回避，一问之下，老僧回答说：“吾建文也。”岑英不辨真假，只好把他带往京城，上奏给朝廷。经过仔细的查证，这个人的真名叫杨行祥，后来被判有罪，处死了。朱棣派胡濙秘访民间16年，一直都没有消息，直到他死的前一年，有一天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忽听有人报胡濙回来了，便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中单独召见胡濙。胡濙访得建文帝离开紫禁城后，确实是削发为僧了，但并没有去神乐观，也没有去云游四方，而是躲在江苏吴县的普洛寺内，此后一心为僧，毫无复国的意愿了。

历史之谜

另又有人说，明英宗时发现了建文的行踪，这时他年纪已经很老了，英宗就把他接进宫中颐养天年，死后就以一般的仪式葬于西山。

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另一种说法是“闽宫自焚”说。这种说法见于很多的史料记载，正统的官修史书多采用此种说法。大概是说朱棣率兵打到宫门时，建文帝眼看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宫，建文帝和他的皇后马氏携手跳入火中自焚，他的妃嫔侍从也大都投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曾大肆搜查三日，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宫中未死的内侍都说建文帝已经自焚，并从火堆中找出了一具烧焦的尸体作为证据。燕王见到尸体，内心虽有怀疑，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在他即位称帝后，只得以天子之礼安葬了这具尸体。

但是，这种说法在正史的记载中前后矛盾，语焉不详，不能不让后人产生怀疑。就连明朝后来的皇帝也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说法。史书记载朱棣以帝王之礼安葬了那具尸体，可是到底葬在何处，却又没有记载。被烧焦的尸体分不清男女，所以又有人说那具尸体其实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外逃了。烧死在宫中的，到底是皇帝呢，还是皇后呢？谁也说不清楚。

后世的史官在编写《明史》时几乎为此吵得打破了头，也还是没有定论。如果建文帝真的烧死了，那朱棣又为什么几次三番的派人到处去找建文帝呢？也有人指出，建文帝自焚身亡是史实，因为当时燕王军队兵临城下，把紫禁城团团围住，建文帝想逃也来不及了。更何况经过考察，南京城也并没有鬼门、御沟等逃路。

建文帝也深知他的四叔是个贪权尚武、残暴无情的武夫，落在他手里绝没有好下场，不如一死了之。朱棣也决不能让建文帝继续活下去，否则，他就不能登上帝位。但是为了不留下“杀侄夺位”的骂名，朱棣在发现那具烧焦的尸体时又假装痛哭流涕，声称自己出兵只是为了诛杀奸臣，辅佐建文帝。可是后来他又苦心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留下了一段历史疑案。

总而言之，朱棣在即位后，下令搜寻建文帝，这是历史事实，但他的真实用心和建文帝的真正下落，至今仍是一个未揭开的历史之谜。

一千四百四十年前，公元555年1月10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荆沙市江陵区）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

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

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431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市）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

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

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569—592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622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555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

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555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

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554年11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11月20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 。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11月28日，他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12月1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

12月10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荆沙市沙市区东南），截断了江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14日进抵木栅下。15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24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但刚赶到长沙。27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555年1月4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10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

元帝在焚书时想赴火自杀，被左右阻止，于是准备投降。谢答仁等劝他乘夜突围，只要渡过长江，就能得到驻在江南马头的一支梁军的救援，但元帝不惯骑马，认为事必无成，徒增辱耳。在王褒的挑拨下，元帝还怀疑谢答仁的忠诚，因此在他建议收集内城残部五千余人固守后又拒绝与他见面，气得谢答仁吐血而去。元帝换上白马素衣出东门投降，备受羞辱后，于1月27日被杀。魏军从梁朝王公大臣和江陵百姓中选了数万人为奴婢，作为战利品押回长安，其余老弱幼小全部杀尽，得到赦免的只有三百余家。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又有二三成人沿途冻死或被人马踩死。

这场战争实际只进行了一个月，而且梁军根本没有什么有效的抵抗，最大的损失还是这十四万卷书和江陵城中的无辜百姓。

江陵焚书又是梁元帝主动犯下的罪行，因为魏军兵临城下时并没有焚书的必需，他要战要降也与是否焚书无关。在他被俘后曾被问到焚书的原因，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固然说明他至死也不了解亡国的真正原因，或者知道了而不愿承认，但也证明了他一生爱书，爱读书，由极度的爱突变为极端的恨，要让这些书成为他的替罪羊或殉葬品。

据《梁书·元帝纪》所载，他五岁时就能背出《曲礼》的上半部。虽然自幼瞎了一眼，却异常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这些话或许有所夸张溢美，但有几件事情却是不会作假的：元帝酷爱玄学，从554年10月19日开始在龙光殿给大臣们讲解《老子》。11月23日，魏军已经到达襄阳，他才暂停讲课，宣布内外 。到了27日，见边境没有什么动静，便又恢复讲课，百官只得穿着军装听讲。12月27日晚上，江陵已处于魏军合围之中，元帝上城巡视，还雅兴不减，随口作诗，群臣奉和。他的著作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三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合计超过四百卷。如此广博浩繁的成果，即使是专业学者也并非唾手可得，对于一位活了四十七岁、又经历了多年乱世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他的诗文虽然不脱轻薄浮艳习气，但也不乏清新隽永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作为皇子，他先后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建康、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和荆州（治江陵）任职，要收罗七万卷图书，并最终汇集到十四万卷，也是煞费苦心的。要说梁元帝爱书，爱读书，是毫无疑问的。

不仅梁元帝如此，历代帝王中爱书和爱读书的人还不在少数，如《隋书·经籍志》中提到的几次大规模征集图书，无不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关。连暴虐无道以至亡国的隋炀帝，在保存古籍方面也做了一件好事。要不是他下令将秘阁的三万卷书抄了五十份副本，说不定多数书会逃不过隋末唐初的战祸。皇帝既有绝对的权力，又有取之不尽的钱财，还有普天之下的臣民可供驱使，在收集、整理和保藏图书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他个人都无法替代的。

但是历史的悲剧也正发生在皇帝身上。一旦图书为皇帝所收藏，就成了他个人的私产，不仅从此与民间绝缘，而且随时有被篡改或销毁的可能，也会成为一位皇帝或一个朝代的殉葬品。梁元帝焚书后，又把所佩宝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在他眼中，十四万册书与一把宝剑一样，不过是他的私产，有用时用之，无用时毁之，何罪之有？

论梁元帝读书 原文

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曰，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着而观之，搜索骈丽，攒及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批，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呜呼！岂徒元帝之不仁，而读书止以导*哉？宋末胡元之世，名为儒者，与闻格物之正训，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为何。数<<五经>>、<<语>>，<<孟>>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办章句合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饱食终曰，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而发为文章，侈筋脉排偶以为工，于身心何与耶？于伦物何与耶？于政教何与耶？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若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若此者，非色取不疑之不仁，好行小慧之不哉？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执而误人之国家；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儿而讲<<老子>>、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悉别哉？抑与萧宝卷、陈叔宝之酣歌恒舞，白刃垂头而不觉者，又悉别哉？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有所玩者，未有不丧者也。梁元、隋炀、陈后主、宋徽宗皆读书者也，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其迷均也。

或曰：「读先圣先儒之书，非雕虫之比，固不失为君子也。」夫先圣先儒之书，岂浮屠氏之言，书写读诵而有公德者乎？读其书，察其迹，析其字句，遂自命为君子，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乃为良知之说，迷于其所谓良知，以刻画而彷佛者，其害尤烈也。

夫读书将以何为哉？辨其大义，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察其微言，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乃读书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下此儿而如太子弘之读<<春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下此而如穆姜之于<<易>>能自反而知者鲜矣。不规其大，不研其精，不审其时，且有如汉儒之以公羊废大伦，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经且为蠹，而史尤勿论己。读汉高之诛韩、彭而乱萌消，则杀亲贤者益其伎毒；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则炉火彼家之术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则怠荒废之陋成。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

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定而学乃益，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以学而游移其志，异端邪说，流俗之传文，*曼之小慧，大以蚀其心思，而小以荒其曰月，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儒者之徒，而效其卑陋，可勿警哉？

Nabi 2007-3-2 00:44

论梁元帝读书 译文

梁武帝承运三年，江陵沦陷，元帝烧掉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焚书，他回答说：「我读书万卷，还落得今天的下场，所以把书烧了。」有厌恶元帝不悔恨自己治国不仁，而归罪于读书的人说：「书哪里对不起元帝呢？」这不是懂得读书的人所说的言论。元帝自取灭亡，固然不是因为读书的缘故，而也未尝不是因为读书所导致的。拿元帝所著述的文章来看，收集华利的史料典故，用来夸耀自己的博学，认为自己是读破万卷书，才有今曰的成就。而当时，元帝被叛贼挟持，国家面临灭亡的危机，而元帝早晚苦读，乐此不疲，正义不能伸张，时机不能把握，那和沉迷于赌博，喝酒，美色，又有什么不同呢？人心一有沉迷依赖，则圣贤的训典，就足以禁锢志气，只有咬文嚼字专在文字上下功夫，得到了小知识而一忘了大道理，被文章典故迷惑而遗漏了隐微却又寓含精义的言论，这就是「大惑不解」者的借口，况且百家小道，就像青色白色相配的绘画小技巧，小小的文字技巧，对国家人民毫无帮助。

唉！难道只是元帝的不仁，而读书真会导致放荡荒*吗？宋末元胡的世代，多为学者读书人，懂得「格物」的大道理，却不能穷极事物的本源，数「五经」「论语」「孟子」总共有多少字句，辨别章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和谐，整曰吃饱没事干的，只辛辛苦苦作一些无益的文字校勘订正，而所写的文章，精工于结构排偶，对身心有何益处呢？对人伦事理有何用呢？对政教有什么好处呢？骄傲的自以为精密，别人疏陋；骄傲的自以为专精，而别人散漫；骄傲的自以为勤劳，而别人懒惰，像这样表面上合于仁道，却又自以为仁，毫不疑惑，喜欢卖弄小聪明的不仁又不智，不得志时，以此教人，则禁锢限制他人子弟智慧的发展，得志做官时，以此执政，则误了别人的国家，这和元帝敌兵已攻到城下了还讲「老子」，黄潜善敌人已渡江还参禅听高僧说法有什么差别呢？又和萧宝卷，陈叔宝亡国了还曰曰笙歌夜夜醇酒，刀子架在脖子上还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呢？所以程子斥责谢上蔡沉迷于无关道理的事物，丧失了求道的志向，有所沉迷，没有不丧失志气的，梁元帝、隋炀、陈后王、宋徽宗都是读书人，宋末元胡的小学者也是读书人，他们的迷惑都是一样的。

有人说：「读先圣先儒的书，不是雕虫小技，实在不失为君子。」先圣先儒的书籍，岂是像佛教的言论，只要每天书写诵读就会有功德的吗？读书观察分析字句，就自命为君子，无怪从事「致良知」之说的学者，会群起而斥责了。然而致力于「致良知」的学说，却沉迷于所谓良知，将抽象的良知描绘得彷佛若有其事，以致于使人舍本逐末，所造成的弊端更为严重。

那么应该怎么读书呢？明办人生的大道理，以确立修己治人的本体，观察隐微精义的言论，以之达到善于精通事理，心领神会的地步，而将之付诸实用。善于读书而有心得，又能以书导正的人很少，曰后如太子李弘读春秋左传上记载臣弑君而不忍心读下去的很少，曰后如穆姜命卜史占卦，能自我反省而知道惭愧的人也很少了。不规划其重点，不研究其精华，不审查其时机，而且像汉儒曲解公羊传而废皇后，太子；王莽曲解古书之义，讥刺匈奴的复名，王安石以国家贷款推行青苗法，都造成弊害，史论就更不用说了。汉高祖杀韩彭而将乱源清除，杀亲贤者更为忌刻狠毒，读光武帝易换太子而安定国本，而天良泯没的人则偏私；读张良从赤松子学道以避祸；读宰相丙吉见路人斗殴而死也不过问，那么怠惰荒废的事就形成了。没有高明的度量来持有本体，没有斟酌的权宜来明辨事理，而提出独特的见解，那么读书万卷，只是导致更迷惘，倒不如毫无学士与才能，尚且可以保全淳朴自然的本性。

所以孔子曰：「我十五岁立志向学」，心志坚定学问才能精进，没听过胸无大志而以学为志的。以求学游移心志，异常邪恶的学说，粗俗的传说，放荡散漫的小聪明，严重的会腐蚀人心，小则浪费时间，元帝的所作所为至死都不觉悟啊！哪里能不归罪涉猎了万卷的书籍呢？一般的学者，却效法其卑陋，怎么可以不加以警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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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完整版本: 《论梁元帝读书》----[清]王夫之

第二次大规模焚书 一千四百四十年前的今天，公元五五五年一月十日（梁元帝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晚上，在梁朝的首都江陵城（今湖北江陵县）内发生了一场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被西魏大军围困在内城的梁元帝令舍人高善宝将宫中收藏的十四万卷图书全部焚毁。 这些图书的价值，从它们的来历就能完全了解。对此，《隋书·经籍志》有详细记载，大致如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规定以吏为师，禁止百姓收藏图书。学者逃亡山林，有的连儒家经典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只能靠口头传播。汉惠帝时取消了禁止百姓收藏图书的法令，儒家学者才开始在民间传播学说，但由于原书没有完整地保留，长期依靠口头流传，造成很多错乱和遗漏，《书经》出现了两种本子，《诗经》有三种，齐地流传的《论语》与鲁地不同，《春秋》有数家之多，其他的典籍更混乱。汉武帝设置了太史公作为专门机构，收藏全国献上的图书。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就是以太史所藏史书为主要依据写成一百三十篇《史记》的。到了汉成帝时，这些藏书又流失了不少，因而派陈农到各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图书。又令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加以校阅整理，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继承父业，终于将三万三千九十卷书分为七类，编成《七略》。 王莽覆灭时，皇宫中图书被焚烧。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都很重视学术文化，特别注重儒家典籍，各地纷纷献书，皇宫中的石室和兰台的藏书又相当充足了。于是将新书集中在东观和仁寿阁，令傅毅、班固等依照《七略》分类整理，编成了《汉书艺文志》。可是到董卓强迫汉献帝西迁长安时，军人在宫中大肆抢掠，将用缣帛写成的长卷当作帐子和包袱，但运往长安的书籍还有七十余车之多。以后长安也沦于战乱，这些书籍被一扫而光。 魏国建立后，开始收集散在民间的图书，由中央机构秘书负责收藏整理，根据不同内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加上西晋初在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南）古墓中发掘出来的一批古书，共有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不久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爆发，首都洛阳饱受战祸，成为一片废墟，皇家图书荡然无存。 东晋在南方立国后，又陆续收集了一些，但对照原来的四部目录，只剩下三千十四卷。此后北方的遗书逐渐流到江南，如东晋末刘裕攻占长安时，曾从后秦的府藏中收集到四千卷古书。到宋元嘉八年（四三一年）秘书监谢灵运编成《四部目录》，已著录了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到齐朝末年，战火延烧到藏书的秘阁，图书又受到很大损失。梁初的秘书监任在文德殿集中、整理图书，不计佛经共有二万三千一百六卷。由于梁武帝重视文化，加上江南维持了四十多年的安定局面，民间藏书也大量增加。侯景之乱被平息后，湘东王萧绎（即以后的梁元帝）下令将文德殿的藏书和在首都建康（今南京）收集到的公私藏书共七万余卷运回江陵。 其余的七万卷应该是梁元帝在江陵的旧藏，至此，他的藏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十四万卷。梁元帝将这些图书付之一炬的后果如何，《隋书经籍志》也有记载：由于北方长期战乱不绝，图书散失更加严重。北魏统一北方后，朝廷的书籍还很少。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向南方的齐朝借书，藏书才稍有增加。尔朱荣之乱时，朝廷的藏书又散落民间。北周在关中建立之初，藏书只有八千卷，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多卷，灭北齐后又获得了五千卷。 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年）接受了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人到各地搜访异书，规定原书可在抄录或使用后归还，并且每卷发给一匹绢的奖赏，因此收获很大。隋灭陈后，又获得了不少书籍，但这些大多是太建年间（五六九――五九二年）新抄的，用的纸墨质量差，内容也错误百出。这说明经过江陵焚书，南方的古籍已毁灭殆尽了。经过整理，隋朝秘阁的藏书达到三万余卷。隋炀帝时将秘阁的藏书抄写了五十份副本，并在东都洛阳建观文殿作藏书之用。 唐武德五年（六二二年）灭王世充，攻占洛阳后，将所有图书装船运往长安。由于过三门峡时翻了船，大多数图书落水漂没，留下的只有一二成，连目录都残缺不全。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收集到的书有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共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由于唐初的藏书包括了五五五年以后数十年间问世的书籍，实际恢复的旧籍还不满原来的一半。从数量上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质量自然远在民间所藏或太建年间抄本之上，所以损失是无法用数量来估价的。从秦始皇到唐初，中国的书籍已经遇到了大小无数次灾难。从唐初到现在，天灾人祸又难计其数，当时的近九万卷书中大多也没有能保留下来。但一次由皇帝主动焚毁十四万卷书的记录，在这二千多年间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要是梁元帝没有焚书，那么即使在西魏军队占领江陵时有所破坏，总有一部分会作为战利品集中到长安，也总有一些会流传到今天，而间接保留到今天的信息必定会更多。如果这样，公元五五五年前的中国史会比今天所了解的丰富许多，中国古代文明必定会更加辉煌。一千四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中知道发生过这场浩劫的人肯定已经不多了，但是江陵焚书的起因却是值得所有关注中国文明命运的人认真思考的。 梁元帝焚书的间接原因是西魏的入侵和防御战的失败。公元五五四年十一月（梁承圣三年十月），西魏遣大将于谨、宇文护、杨忠率五万大军从长安出发，直指江陵。其实，二年前梁元帝定都江陵，就已经注定了他覆灭的命运。江陵背靠长江，北方无险可守，而且远离南朝长期的政治、军事中心建康。为了应付兄弟和宗族间的冲突、控制潜在的敌对力量，他又将军队分驻在各地，对北方的强敌西魏非但不加防范，还妄想利用它来消灭异己，甚至在接到梁朝旧臣马伯符从西魏发来的密件时，还不相信对方已在作入侵的准备。 西魏的主帅于谨在出兵时就对梁元帝的战术作了预测：上策是“耀兵汉、沔，席卷渡江，直据丹扬”，即军队总动员后主动放弃江陵，转移到建康。中策是“移郭内居民还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军”，即将外城居民迁进内城，加固城防工事固守，等待援兵。下策是“难于移动，据守罗郭”，即不作任何主动转移，死守外城。而从各方面情况分析，梁元帝必然采取下策。以后的发展果然不出于谨所料，梁元帝的战术甚至比下策还糟糕。 十一月二十日，武宁太守（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市东北）宗均报告了魏军即将南下的消息。梁元帝召集大臣商议，大将胡僧辩和谋臣黄罗汉说：“两国关系友好，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必定不会如此。”上年曾出使西魏的侍中王琛说得更绝：“我当时揣摩宇文泰（西魏太师，实际统治者）的神色，肯定没有入侵的道理。”梁元帝决定派王琛再次出使西魏。可是三天后，魏军已到达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元帝这才下令内外戒严。但王琛跑到石梵（今湖北钟祥县境）后又给黄罗汉送去急信：“边境秩序井然，以前的消息都是儿戏。”这使元帝又将信将疑。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元帝才派人到建康去征召握有重兵的大将王僧辩来江陵任大都督、荆州刺史，率军入援。但他对抵抗魏军毫无信心，十二月一日晚上在凤凰阁上已发出“今必败矣”的哀叹。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对部属的防范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郢州刺史（治今武汉市）陆法和出兵援江陵，他派人阻止：“我这里能够破敌，你只要镇守郢州，不必调动军队。”就这样失去了一支最近的援兵。十二月十日，魏军渡过汉水，于谨派宇文护和杨忠率精骑袭占江津（今湖北沙市市东南），截断了东陵以东的长江水路。当天梁元帝在江陵外城的津阳门外举行了一次阅兵，但北风大作，暴雨骤降，只得草草收场。第二天，魏军攻下武宁，俘获太守宗均。一向坐轿的元帝骑马出城，部署在城周竖起一道六十余里长的木栅，命胡僧辩、王褒分别负责城东城西的防务，太子巡守城楼，百姓搬运木石。当天夜里，魏军到达离江陵仅四十里的黄华，十四日进抵木栅下。十五日，梁军开门出战，新兴太守裴机杀了魏将胡文伐。可是到了二十四日栅内失火，烧掉了几千家民房和二十五座城楼，魏军乘机大举渡过长江，于谨下令筑起包围圈，江陵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断绝。尽管梁元帝已多次向四方征召援兵，但没有一支到达。实力最强大的王僧辩远在建康，虽已作了部署并派出前军，却准备采取等待时机，袭击魏军后路的策略，可惜还来不及实行，江陵就已陷落。另一支援兵由广州刺史（治今广州市）王琳率领，虽日夜兼程，刚赶到长沙。二十七日，深感绝望的梁元帝撕下一块帛亲笔写上：“吾忍死待公（你），可以至矣！”催王僧辩进军，但早已无济于事。五五五年一月四日，梁军分路开门出战，全部败还。十日，魏军全面攻城，梁军主将胡僧辩中流矢而死，军心动摇，有人开西门放入魏军。元帝退入金城（内城），立即派两位侄儿作人质，向于谨求和。城南将领纷纷投降，城北的将士苦战到黄昏，听到城陷的消息才四散而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