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文学人物形象鉴赏|分析|特点

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刘母，《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母亲，有人认为她也是逼刘兰芝再嫁的封建家长的代表之一。理由是当县令家来求婚的时候她说了“汝可去应之”。

其实这“应”，不能理解成“答应”，而应理解成“回复”，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女儿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女儿被休回家，马上就有人家来求婚，而且来求婚的又是颇体面的人家，妈妈希望女儿答应这门婚事，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就简单地认为是势利。

况且这时母亲并没有代女儿做主，而是让女儿自己去处理，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母亲无疑是开明的，是通情达理的，是难能可贵的。刘母的开明和可贵，从刘兰芝受到的良好教育上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一个开明的母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刘兰芝不可能受到那样良好的教育。

祥林嫂为鲁迅小说《祝福》中的女性形象。她具有勤劳、善良、质朴的品质，处于社会下层，对封建制度对她的迫害进行了一定的反抗，其形象的典型意义揭示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精神摧残。

下面从小说的艺术构思、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反抗的结果、形象的典型意义、以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来了解祥林嫂的感情世界。

一、 从艺术构思上看，祥林嫂是一个生命里没有春天的苦命人儿。

祥林嫂从来就没有获得过春天般的温暖，她丧夫、再嫁、失子、死去几个关键情节都是在春天发生的。

1、 丽春之日，丈夫夭折。“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地位最低，而一个寡妇的处境更艰难，更何况“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由于丈夫“比她小十岁”，没有留下后代，“夫死从子”之路与她无缘。再说婆婆也不会把她这个“克星”留在家里，无子守寡，此路不通，摆在祥林嫂面前的是一条受人唾弃的改嫁之路。但“生为夫家人，死为夫家鬼”不能自作主张。只能由夫家人任意摆布，即象商品一样被卖掉。看来春天是不属于祥林嫂的，春天也不会带给她温馨与柔情，在封建礼教的摧残下，她的一生里将是没有春天的一生。

2、 孟春之日，被迫再嫁。祥林嫂在生命和“名誉”之间，它依然选择了“名誉”，即永远的有祥林名誉权的“不嫁二夫”的寡妇，于是她逃到鲁家后，非常勤快，然而“新年刚过”的一天，祥林嫂到河边去洗米时，突然被婆家人用极其野蛮的手段，像对待牲畜一样，生擒死拖，把她抢了回去，从卫婆子口里我们知道“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老六”，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不难看出她是在春天被迫再嫁的。尽管当时她一路的嚎哭、叫骂，“喉咙哭哑了”，“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拜不成天地”，可结果还是被他们“七手八脚得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在祥林死后的第一个春天，祥林嫂被迫改嫁。春天，对于她简直就是灾难，春天，带给她的是疯狂的人格侮辱，春天，是她心灵备受摧残。

3、 暮春之日，痛失爱子。祥林嫂被迫改嫁后，幸运的做了母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祥林嫂有了儿子，便取得了做人的权利。可“天有不测风云”，贺老六不久“断送在伤寒上”第二次丧夫又给她精神上一个沉重的打击。“幸亏有个儿子”这唯一的的亲骨肉，是她生命里仅存的一丝春光。但“祸不单行”、“春天快要完了”的一天，孩子竟“给狼衔去了”，命运之神不公平的从她怀里夺走了仅有的一丝春光。儿子死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这个悲惨的情节再次发生在春天，而且随着“春天快要完了”，她的生命也将结束。

4、 迎春之日，凄惨死去。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贫穷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 从道具、服饰上看，“开裂的竹竿，破碎的心”，“白头绳，表孝心”。

鲁迅的作品，道具设置是非常独特的。祥林嫂一出场，一股浓浓的悲剧情调沉重的袭人心鼻。除了得力于作者细致的肖像描写之外，还要归功于作者精心制作的道具：竹篮、破碗、裂竿，“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这个形象鲜明独特，极具个性化，人们的脑海里不由得会浮现出凄苦的乞丐形象，极其简单的道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碗“破而空”生活凄凉可想而知，竹竿下端“开了裂”可见沦为乞丐的岁月之长，读罢，怎能不让人心碎悲伤、怜悯。

祥林嫂在鲁镇一露面：“头上扎着白头绳”， 第二次：“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借此，我们很容易看出她的寡妇身份，表明她是死去的祥林的妻子，这一定位十分重要。头上的白头绳，把她的悲剧命运揭示出来了，注定了祥林嫂一生将在这个名份下生活，丈夫死了，本不是祥林嫂的错，可她却要扎上白头绳向世人宣告自己是个灾星，被人认为不吉祥。她本来是遵照封建礼教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可是偏偏有个婆婆不让她守节，又偏偏有人嘲笑她，歧视她，说她“不干不净”。她苦苦蓄钱捐了门槛，可仍然消除不了白头绳带给她的灾难，带给她心灵的创伤，这样一位妇女，活着毫无自主权，死了还要受人唾弃，生得痛苦，死得恐怖——多么悲惨的命运啊。这一细节是对封建礼教吃人的有力控诉。

三、病态的社会、人们，把祥林嫂推向深渊。

祥林嫂生活在清末，祥林嫂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个劳动妇女的悲剧。

当时封建礼教仍在吞噬着人们，二十六七岁的祥林嫂嫁给了十六七岁的祥林，这是一种落后而残酷的畸形婚俗，江浙一带称之为等郎媳，正象当时民谣所说的那样：“二十岁大姐十岁郎，夜夜困觉抱上床。说他夫来年太小，说他儿来不喊娘。”可以看出等郎媳是多么的尴尬和辛酸，祥林嫂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得“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只能用无尽的劳动为自己透一口气。

当时的人们冷漠、麻木、自私、愚昧。祥林嫂不被鲁镇所接纳，也是由于当时被封建礼教严重毒害的人们的存在，“夫为妻纲，好女不嫁二男”的夫权思想，可容忍贞洁的寡妇，但却不能容忍再嫁的女人。足以看出当时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们。这样的社会这样的人们酿造了祥林嫂的悲剧性格。这就是祥林嫂所生活的环境。这种环境也是祥林嫂悲剧的一个根本原因。

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去思考，揭示祥林嫂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马克思曾说过：“人，归根到底，……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祥林嫂为什么会死，以及死后为什么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显然与周围的人有密切的关系。

四叔四婶 冷酷 残忍

婆家人 强抢 祥林嫂 嘲讽奚落 鲁镇人

除了四婶、四叔、婆家人思想行动上对祥林嫂直接迫害外，周围的人对她的态度也是她终遭遗弃，无人问津的原因。当祥林嫂以再嫁再丧的身份再次来到鲁镇时，鲁镇的人没有叫她“贺六嫂”，而是依旧叫她“祥林嫂”。其声调的阴阳怪气表明世人对她再嫁的身份的否定和非难，并用“祥林嫂”这一永久的称谓对她进行精神鞭笞。柳妈的同情、误导更加重了她的精神负担，使她欲生不能，寻死又不敢。

祥林嫂一生受尽压迫侮辱，在精神方面所受的毒害尤其厉害，虽然她不甘于屈服，然而她面对的不是青面獠牙一望即知的恶霸，它所处的环境甚至充满了“平和”的祝福之祥气，正如“四叔”书房装饰的朱榻大“寿”字以及对联所显现的“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祥和气氛一样，她所处的环境很具虚伪性，可谓杀人不见血。

鲁迅在小说中展示了整个农村以至整个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通过这些典型环境的描写，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指出了祥林嫂悲剧的社会根源，祥林嫂不仅经济上受剥削摧残，而且又受到了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从小说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她反抗的性质以及悲剧色彩是不同的。

四、反抗的性质盲目的，结果是惨重。

祥林嫂的反抗，为了逃避婆家的难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帮工；为了反抗婆家的捆绑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挣扎；为了摆脱灵魂上的迷信枷锁，她倾其所有到土地庙去捐门槛；临死前大胆的怀疑灵魂的有无。这些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因为她被卖改嫁时的出格反抗是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是受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伦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倾其所有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临死怀疑鬼神有无，是她听了柳妈的迷信话语，怕死后被据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抗争，她的抗争是为了做稳奴隶的抗争，她的抗争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抗争的结果不是跳出“苦海”进了“狼窝”，就是怀着这种恐怖走向更加痛苦的深渊。当祥林嫂再次来到鲁家，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四婶四叔柳妈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沦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惨，常常连饭也要不到，最后带着对生的痛苦，对死的恐怖，在鲁镇祝福声中，在遭受了一连串的致命打击、迫害、摧残之下凄然死去。四叔的“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时候正是万家欢乐、全家团圆的时候，而祥林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竟连春意都未来得及享受，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人生的历史舞台，穷富悬殊，反差巨大，这一结局的安排是祥林嫂的悲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五、典型意义不同

由于祥林嫂反抗的性质和结果不同，因而这个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典型意义也有所不同。

《祝福》里的祥林嫂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所承受的压力远比我国古代妇女多得多、重得多。试想，对于一个只求生存的祥林嫂来讲，如果没有婆婆的势利，凭她的勤劳和“顺眼”，很有可能会在鲁四老爷家干下去，而不至于被卖再嫁，再遭厄运；夫死子亡后，如果不是贺大伯赶她，也许会在贺家凹度过残生的；再到鲁镇后，如果不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鲁四老爷在精神上的摧残，她也不会精神麻木、“不见伶俐”，也很有可能会在鲁镇苟且一生；如果没有柳妈的“善意”的指点，她也不会那么快就走上末路，以至于临死也未能摆脱死后的恐惧。可以说封建礼教全方位的压力把祥林嫂一步一步逼到绝境，终至沦为乞丐。当人们欢庆的时候，她却怀着对生的疑惑死的恐惧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祥林嫂的悲剧，使人们看到套在脖子上的四条绳索。尽管她不断挣扎，表现了最大的韧性，依旧冲不破罗网，争不到一个普通人-----实际上也就是鲁迅小说的一个“做稳了”的“奴隶”的资格。作品的深刻意义还在祥林嫂在鲁四老爷等封建势力迫害下，周围的人不但不同情她，反而蹂躏她、践踏她，反而对她的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丁玲所说的那样：“祥林嫂是非死不行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她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地把她往死里赶，是一样使她精神上增加痛苦。”像柳妈就是因同情祥林嫂而给祥林嫂“增加痛苦”的一个。病态的社会以及病态社会的人们的存在造成了祥林嫂悲剧，所以说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悲剧。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在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

六、社会效应上看，祥林嫂更值得同情。

典型意义的差异必然导致社会效应的不同。刘兰芝等古代妇女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一千多年，其反封建礼教的思想对封建势力并无多大震动，封建势力照常发展，且年久愈深，到祥林嫂时代积重难返。倒是那些古代妇女形象出现后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出现了杜丽娘（《牡丹亭》）、祝英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形象。而鲁迅笔下的这个形象出现只有几十年，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便被推翻了，中国妇女也完全摆脱了封建礼教这一精神枷锁。我看，这一结果与鲁迅在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女性形象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尤其是经过宋明理学者的大肆宣传，而到清末的祥林嫂、爱姑、子君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祥林嫂的命运比刘兰芝等古代妇女要悲惨的多。而统治者最残酷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即将崩溃的时候，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鲁迅应运而生。他把妇女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来写他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比之于同时代的作家写的妇女问题的小说，有着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和更为高出的思想境界。其中重点是他以妇女问题为突破口，在解剖中国社会，解剖它的组成细胞——家庭，从而探索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当然也包括妇女解放的道路。在探索中，他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他“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忧国忧民的思想驱动下，毅然弃医从文，挥笔呐喊，写下了《祝福》为代表的一系列反封建礼教的文章，《祝福》让人们“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毅然的举起了反封建的旗帜。

在祥林嫂身上他不但写了封建制度加给他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种种绳索和毒害，不但写了他的悲苦生活，而且写了他的反抗和觉醒，开始显露了蕴藏于她本身的反抗力量；祥林嫂这个形象给人以希望，而且预示了妇女解放的道路是无可阻挡地向前发展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祥林嫂这个形象的悲剧里可以看出，妇女要获得完全自由，个性要解放，经济上必须独立、政治上必须自由，她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她处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惨剧发生。由此可以看到，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地位低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鲁迅先生就是要揭示她们的悲苦生活，帮助她们寻找出路，争得做人的权利。在鲁迅的二十五篇现实小说中，有三分之一多是以反映妇女悲苦生活和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内容的。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活生生的妇女形象，让她们以各自血淋淋的伤痕、酸苦的泪水，走过读者面前，从而揭示那黑暗的底层生活，这些形象既是独立的，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性。

总之，在阅读中要充分挖掘小说的情感因素，要善于寻找巧妙的切入点，用自己的真情去拨动心灵的“情”弦，一旦心灵的“情”弦鸣响，情感的火苗燃起来，那么这个形象就会在你的心中迸射出生命的活力。无疑也会大大的了解祥林嫂，从感情上就会走进祥林嫂。

　　祥林嫂

　　一、 悲惨弱者的呼号————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

　　纵观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在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政权，婆家所代表的夫权，以及堂伯所代表的族权，形成了宰割祥林嫂的硬刀子。在这把刀子下：她先是被卖改嫁；再是丧夫失子，被堂伯剥夺房屋，失去独立生活的权力；当带着丧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鲁四老却把祥林嫂看成伤风败俗之物，剥夺了她参与祝福的权力；而跟她同样地位的群众给与她的是冷漠与嘲讽。他们一步步把祥林嫂逼上了人生的绝境。而以封建迷信、封建礼教所形成的软刀子，则是造成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无形的噬血者。出格的反抗几乎早早断送她年轻的生命。对地狱的恐惧与向往、灵魂有无的困惑，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使她处在人生困境之中。在这两把有形与无形的屠刀联合绞杀下，使祥林嫂成为十字架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使她带首世人的讥讽与嘲笑，在那风雪交加之夜、在别人都沉浸于祝福声中之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令她历尽苦难的世界。祥林嫂本是勤劳能于、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劳动妇女，可以比得上一个男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求的人，却不为那个社会所不容，得不到做人的资格与尊严。可见当时社会的残酷，人世的冷漠，以及劳动妇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

　　二、我意识的迷失————反抗的无柰

　　做为一个旧时代的妇女，可以说祥林嫂是一个丧失自我意识的人，是鲁迅笔下不觉醒的一类人物形象，祥林嫂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绑附在封建礼教的战车上，她拼命所维系的是不被从封建礼教的战车上甩下来，如果说祥林嫂有反抗性的话，那么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正是封建礼教影响在她身上的演绎，使她在封建礼教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刘兰芝所体现的是对爱情的追求，是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而祥林嫂所做的是想茯得封建秩序的认可，从而使自己做稳奴隶的位子。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越是在封存建礼教的轨道上前行，则越是对自我价值的背叛。至于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怀疑也并非表明她已觉醒。虽然鬼神之说在她心并未根深蒂固，正象文中所说“这是在山里所未曾知道的”。但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只能是她欲生不能，欲死不敢的心理状态的反映，连死都不能自主，可见封建礼教害人之残酷。正象文中所说“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想在死后能够见到一家人；希望其无，是怕在死后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无论希望其有其无都是相信地狱是存在的。虽然遭受了丧夫失子的沉痛打击，但祥林嫂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她还是企图通过“捐门槛”的方式为自己在那个社会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却把她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并使她最终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丧夫失子没有使她绝望，而失去祝福的权力却使她绝望，可见她的人生价值的倒置，这样错置的人生价值，无论祥林嫂怎样抗争，最后也只能走向毁灭，走向失败的误区。

　　三、 由人到非人的转化——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的开篇语中写到；“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 祥林嫂的不幸既有旧社会劳动妇女共同的不幸，也有她个人所具有的不幸。她用自己那不幸的一生演奏着一曲哀婉的悲歌。就是在这曲哀歌之中，她逐渐由人转化到非人的境地。由一个勤劳能干的劳动妇女异化成一个麻木不仁的活死尸。在这个异化过程中，祥林嫂不仅表现出中国妇女服务于男权社会传统意识积淀，也表现了祥林嫂深深的奴性意识。从孔子开始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流程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早已使妇女成为男权社会所压迫奴役的对象。可以说，祥林嫂悲剧的根源旱已在她来到这个人世之前，便已在冥冥中注定。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男权社会对妇女几千年的奴役，使祥林嫂表现出强烈的奴性意识。可以说她一生为之争取的便是要做稳奴隶的位子。如祥林嫂初到鲁镇时彻夜的煮神速福礼，全是一人当担，竟没有添短工，她竟满足，嘴角上还有了笑影。而再次来到鲁镇时，由于丧失了祝福的权力，从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力，成为一具尚有一丝气息的活死尸。可以说在由人到非人的异化过程中，封建社会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奴性意识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总的说来，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把祥林嫂由人世推向地狱，由人变为非人，成为封建成时代劳动妇女人生悲剧的缩影

　　阿Q

　　《阿Q正传》写于1921年，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鲁迅写《阿Q正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想“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迫害的农民的典型。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

　　阿Q质朴愚味但又圆滑无赖。阿Q靠出卖劳力聊以度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几乎是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另一方面，阿Q又表现出圆滑无赖。你看，“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了，死皮赖脸不承认，还说：“你能叫得它答应吗”颇有善于应变的“圆机活法”。

　　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所有未庄的居民，阿Q全不放在眼里，对赵太爷和钱大爷也不表格外的崇奉。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达到自负自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又很能自轻自贱，打败了就轻易承认自己是虫豸而求饶；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走，竟然自打嘴巴，用自贱的手段来消除失败的痛苦。

　　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阿Q欺软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他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革命到来，他不许小D革命。在这些弱者面前，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但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对于赵太爷和假洋鬼子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

　　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因而犯了禁忌症，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求爱之后，刚刚挨了赵秀才小竹杠的痛打，却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设法去博取观众的喝采。真是惊人的麻木。

　　鲁迅曾评价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其骨子里没有一点精神。阿Q时代的终结并不说明阿Q式的人物不复存在了，并不说明所有的弱者不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处境。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宁可向政府骗取低保而不积极就业，不学无术还不思进取，眼高手低混沌度日……也许他们的贫困是客观造成的，但是他们主观努力了么？好几回我以为自己是做了善事，后来证明这份同情心是被利用了，被挥霍了！

　　卡西莫多

　　卡西莫多有着丑到极点的相貌：几何形的脸，四面体的鼻子，马蹄形的嘴，参差不齐的牙齿，独眼，耳聋，驼背……似乎上帝将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在了他的身上。雨果塑造的绝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丑八怪”，他赋予了卡西莫多一种“美丽”，一种隐含的内在美。卡西莫多的外貌丑陋，但是他的内心却是高尚的。他勇敢地从封建教会的“虎口”中救出了爱斯梅拉达，用“圣殿避难”的方法保住了姑娘的性命。在圣母院中，卡西莫多无微不至地照顾爱斯梅拉达。最后，卡西莫多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戴上了“丑人王”的花环；他誓死保护爱斯梅拉达却又是道貌岸然的克洛德的帮凶；他刚在钟楼上目视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嫁给了“绞架”，却又不得不再将自己的“再生父母”摔成碎片……作为一部浪漫主义著作，戏剧性的场面即给我们以扣人心弦的震撼，又把人物之间和自身内心和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