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以饱愤激之笔,通过对祥林嫂悲苦惨痛一生的描写,给人们描述了旧时代妇女的悲惨命运。祥林嫂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祥林嫂带着对死的困惑,象草芥一样离开那个不平的世界时,她不仅为自己的生命划上一个句号,同时也为那个世界划了个巨大的问号。一、 悲惨弱者的呼号————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纵观祥林嫂的一生,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一生,是令人心酸肠断的一生。祥林嫂的一生是在神权、政权、族权、夫权重重枷索下痛苦挣扎的一生。在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政权,婆家所代表的夫权,以及堂伯所代表的族权,形成了宰割祥林嫂的硬刀子。在这把刀子下:她先是被卖改嫁;再是丧夫失子,被堂伯剥夺房屋,失去独立生活的权力;当带着丧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再次来到鲁镇,鲁四老却把祥林嫂看成伤风败俗之物,剥夺了她参与祝福的权力;而跟她同样地位的群众给与她的是冷漠与嘲讽。他们一步步把祥林嫂逼上了人生的绝境。而以封建迷信、封建礼教所形成的软刀子,则是造成祥林嫂人生悲剧的无形的噬血者。出格的反抗几乎早早断送她年轻的生命。对地狱的恐惧与向往、灵魂有无的困惑,压倒了这个农村妇女,使她处在人生困境之中。在这两把有形与无形的屠刀联合绞杀下,使祥林嫂成为十字架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使她带首世人的讥讽与嘲笑,在那风雪交加之夜、在别人都沉浸于祝福声中之时,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令她历尽苦难的世界。祥林嫂本是勤劳能于、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的劳动妇女,可以比得上一个男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求的人,却不为那个社会所不容,得不到做人的资格与尊严。可见当时社会的残酷,人世的冷漠,以及劳动妇被侮辱、被损害的生存状态。 二、我意识的迷失————反抗的无柰 做为一个旧时代的妇女,可以说祥林嫂是一个丧失自我意识的人,是鲁迅笔下不觉醒的一类人物形象,祥林嫂把自己的人生价值绑附在封建礼教的战车上,她拼命所维系的是不被从封建礼教的战车上甩下来,如果说祥林嫂有反抗性的话,那么她的反抗性正是她的可悲之处。她的反抗正是封建礼教影响在她身上的演绎,使她在封建礼教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她的反抗使她的人生悲剧愈加的惨劣。祥林嫂在改嫁的过程中的“出格”的反抗,维系的是“好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礼教的信条,而不是象刘芝那样为了维护对爱情的忠贞而勇敢的反抗。刘兰芝所体现的是对爱情的追求,是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而祥林嫂所做的是想茯得封建秩序的认可,从而使自己做稳奴隶的位子。祥林嫂对封建礼教的顶礼膜拜使她的反抗只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她越是在封存建礼教的轨道上前行,则越是对自我价值的背叛。至于祥林嫂对灵魂有无的怀疑也并非表明她已觉醒。虽然鬼神之说在她心并未根深蒂固,正象文中所说“这是在山里所未曾知道的”。但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只能是她欲生不能,欲死不敢的心理状态的反映,连死都不能自主,可见封建礼教害人之残酷。正象文中所说“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希望其有,是想在死后能够见到一家人;希望其无,是怕在死后被锯成两半分给两个男人。无论希望其有其无都是相信地狱是存在的。虽然遭受了丧夫失子的沉痛打击,但祥林嫂并没有完全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她还是企图通过“捐门槛”的方式为自己在那个社会争得一席之地,然而一句“你放着吧,祥林嫂!”,却把她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并使她最终走上了人生的末路。丧夫失子没有使她绝望,而失去祝福的权力却使她绝望,可见她的人生价值的倒置,这样错置的人生价值,无论祥林嫂怎样抗争,最后也只能走向毁灭,走向失败的误区。 三、 由人到非人的转化——传统文化意识的积淀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的开篇语中写到;“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 祥林嫂的不幸既有旧社会劳动妇女共同的不幸,也有她个人所具有的不幸。她用自己那不幸的一生演奏着一曲哀婉的悲歌。就是在这曲哀歌之中,她逐渐由人转化到非人的境地。由一个勤劳能干的劳动妇女异化成一个麻木不仁的活死尸。在这个异化过程中,祥林嫂不仅表现出中国妇女服务于男权社会传统意识积淀,也表现了祥林嫂深深的奴性意识。从孔子开始到宋明理学的形成,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流程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早已使妇女成为男权社会所压迫奴役的对象。可以说,祥林嫂悲剧的根源旱已在她来到这个人世之前,便已在冥冥中注定。而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男权社会对妇女几千年的奴役,使祥林嫂表现出强烈的奴性意识。可以说她一生为之争取的便是要做稳奴隶的位子。如祥林嫂初到鲁镇时彻夜的煮神速福礼,全是一人当担,竟没有添短工,她竟满足,嘴角上还有了笑影。而再次来到鲁镇时,由于丧失了祝福的权力,从而丧失了做人的权力,成为一具尚有一丝气息的活死尸。可以说在由人到非人的异化过程中,封建社会加在中国妇女身上的奴性意识是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总的说来,祥林嫂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不幸的一生,是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把祥林嫂由人世推向地狱,由人变为非人,成为封建成时代劳动妇女人生悲剧的缩影。 追问: 是论文形式的,能帮我找找么3000字
在鲁迅小说中,对被压迫被摧残的劳动妇女的命运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作家深刻地表现了劳动妇女在旧时代的悲剧。她们不仅在生活上要承受极大的痛苦,而且精神上还要受到残酷的折磨和戕害。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祝福》所推出的祥林嫂,就是一个典型。
小说以“我”回鲁镇的见闻和回忆为线索,展示了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这里的“鲁镇”,已具有《孔乙己》等其它作品所无的深广内容。“鲁镇”是由讲理学的鲁四老爷们所统治的世界,是受多种神祗所主宰的世界,是男人居上妇女居下的世界。祥林嫂身居鲁镇,或者说她的主要故事发生在鲁镇。在这样的处所里, “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胡胡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而祥林嫂的一生只不过为它平添了新的一页罢了。
祥林嫂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丈夫比她小十岁,大概在二十六、七岁她就成了寡妇。她勇敢地逃出来在鲁四老爷家做佣了。这时,她虽然由于精神的苦痛, “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 “手脚都壮大”,“力气简直抵得过一个男人”。是微末的靠劳动生存的希望支持着她,她在鲁家“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如此的辛苦繁劳,她竟不以为意,却反而“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她是牛马,而她的全部希望似乎正安于做牛马。
然而,命运对祥林嫂是过于悭吝了。大约三个月以后,婆家就把她抢回去卖到深山里做贺老六的妻子,而她被卖所得的身价,却成了小叔的聘礼。 “出嫁”那天,祥林嫂被捆着塞进花轿。她一路嚎啕大骂,抬到贺家,两三个男人使劲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她拚命反抗、挣扎, “一头撞在香案上”,额头碰了一个大窟窿,人们只得七手八脚地把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诚然,她是为着命运对她的不公而反抗着,同时更多的却是为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理学教条而拚命的。她表现出了我国劳动妇女不屈的精神,但她的不屈是取着一种被扭曲的方式的。
是贺老六的憨厚诚朴,那种同是苦命人的体恤,平息了祥林嫂的反抗,并且融和了她与贺老六的感情,并且年底还生了个男孩,叫阿毛。可是,世界仿佛客不得祥林嫂有些微的安稳和欢愉,接踵而来的打击是:贺老六又遭伤寒袭击而身死,心爱的儿子竟被饿狼夺走了生命。她再一次成了寡妇。继之,族权又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男家的大伯收回了房子,赶她走。于是,她在众人轻蔑的眼光中,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这回的祥林嫂, “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她一见人就责怪自己“我真傻,真的”,抬起没神采的双目一遍一遍无休止地咀嚼着自己的悲哀,唠叨着期待人们的同情。最初,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继而,她的故事常常引不起多少人的兴趣, “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终于,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 “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祥林嫂也开始“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于是,她总是痴痴呆呆的,做起事来笨手笨脚,脸像死尸一样,整日没有一丝笑影,被浸润在广大的冷漠之中。
祥林嫂受人歧视,遭人奚落,熬到年底又遭到更沉重的打击。她已被鲁四老爷认为是一个“败坏风俗”的“谬种”,特别在祭祀时决不允许沾手。小说写她去摸祭器时,受到四婶的制止, “她讪讪的缩了手”, “只得疑惑的走开”。而柳妈这时又给她讲了阴司的恐怖和“捐门槛”之类。淳朴的祥林嫂顿时吓得目瞪口呆,竟信以为真,用她历年积存的十二个鹰洋去捐了愿供“千人踏,万人跨”的门槛,满以为已洗清了今生的罪名,获取了做人和生存的权利, “精神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临到鲁家祝福时,祥林嫂坦然地去拿祭器,哪里知道四婶依然大声喝斥她: “放着罢!”这意外的打击使她像“受了炮烙似的缩手”, “只是失神的站着”,宛然成了“木偶人”。从“讪讪的缩手”,到“炮烙似的缩手”,从“疑惑”到“失神”,祥林嫂被侮辱被摧残的一生行将演完。不到半年,她的“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淘米”,于是被赶出了鲁家的大门。
四、五年的乞讨生活终于将祥林嫂逼上了绝境。临死以前,她还执拗地想弄清有没有阴司,一个人死后到底有没有灵魂,死掉的一家的人能不能见面。鬼神的偶像在她心中开始动摇了,她是多么希望根本不存在鬼神的世界,以期摆脱她那万劫不复的命运;同时,她又是多么希望真有所谓阴曹地府,因为人世间的一切过于凄苦了,或许在另一个世界竟会有所安慰。在鲁镇一片欢欣的祝福的气氛中,祥林嫂背着精神的重负,如同供奉天地圣众的一份牲醴,孤独地、寂寞地、悲惨地倒在雪地上。
作为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祥林嫂的不幸属于两个方面:物质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决定了鲁迅更多地看取人物精神世界的蒙昧和惶恐。他善于从广泛的社会联系与历史联系中发掘着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对祥林嫂心灵的毒害,揭示她精神上所受的奴役和创伤。冷峻的现实主义同时又使鲁迅热烈而又哀痛地关注着祥林嫂潜在的反抗意识。她用头撞香案,她捐门槛,她临死前对于灵魂有无的疑问,在形式上无疑是病态的,然而都朗然指向对做人和生存权利的维护、争取。义林嫂死在祝福之夜,饥寒孱弱的女主角被死神攫去,应该是相当现实主祥的,但作家凭借其高超的结构技巧,向人们泄露着祥林嫂用其死否定现实世界,用其死给这个属于上层社会的祝福之夜带去些阴郁恐怖,这里似乎又有着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色彩。
《祝福》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错的方式布置着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既有祥林嫂催人泪下的身世的客观描叙,也有第一人称“我”的那番“模模糊糊”冷漠心态的流露。这里所造成的对比是强烈的,两种真实的映掩,透示着作家对祥林嫂实际生存状态的说明。
历来论家几乎都激赏作家对祥林嫂肖像的描写。为了显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精神状态,鲁迅特别重视刻划人物的眼睛。祥林嫂从“顺着眼”到“直着眼”,到“瞪着眼”,从“眼角上带些泪痕”,再到“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直到临死前, “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在她遇见“我”问灵魂有无的时候, “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这是巨匠的锦绣肝肠,是巨匠的如椽手笔。祥林嫂眼神的前后变化,简直就是一部含蓄传神的被摧残的历史。
郑重申明:以下不是本人观点,是借别人杰作:
--从《孔雀东南飞》浅论人物的性格分析
摘要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几位主人公的性格比较分析探究分析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基调的分析。倡导文学作品人物性格回归人性,同时理解领会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性格 社会背景 心理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
刘兰芝 刘兰芝(东汉末年),安徽庐江郡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官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和北朝的木兰诗合成为乐府双壁。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刘兰芝是汉代末年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十七岁的那年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焦仲卿为妻。焦家人口简单,丈夫之外只有守寡多年的老母和一位小姑子,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刘兰芝嫁到焦家以后,起早睡晚,辛勤操持家务:提水、烧饭、洗衣、织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把一个四口之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焦仲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工作余暇便暗在妻子身边,喁喁低语,情话绵绵,偶尔也弹筝奏乐,轻声合唱一曲,伉俪情深,其乐融融,邻里之间对这对郎才女貌的小夫妻,莫不十分羡慕,然而焦母心中却非常不是滋味。焦母始则蛮不讲理地加重媳妇的工作量,继而百般挑剔媳妇的不是,终于完全丧失理性,认为媳妇简直就是破坏焦家和谐气氛的狐狸精,强迫儿子非把刘兰芝休回娘家不可。焦母当时要休去刘兰芝的理由就是认为媳妇没有礼节,凡事爱自做主张,使我老人家心里不快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会是天大的笑话,然而这在古代却是重要的理由,古代有所谓“七出”之余,符合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休妻。《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失去了心理平衡,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认为媳妇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为何得不到母亲的爱护呢?他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母亲面前发誓:“倘若遣去媳妇,此生誓不再娶!”但是焦母却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在最后关头焦仲卿还是败下阵来,屈从了母亲的意思。
当天夜里,夫妻两人泪眼到天明,焦仲卿一再解释他的尴尬处境,并保证假以时日,情况必然会获得改善,劝慰其妻务必要暂时忍耐,过些日子再来相迎;然而刘兰芝不敢作此奢望,完全是一别成永诀的态势,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犹自叮咛丈夫把留下来的绣襦、罗裙、斗帐、香囊、镜匣、丝绳等女用物品,得便全部赠送别人好了,不必留置,以免睹物伤情,徒增苦恼。
泪还没有干,天就快亮了,含着悲愤的心情刘兰芝起床收拾打扮,她在穿衣着袜的时候,每一件小事都重复四五遍,每一遍都牵动着她对丈夫的无限深情,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她款款地走出房门,向焦母辞行。她是严肃的,穿着典雅的服装,这是一种对焦母的抗议。然而这一圣洁的表情轮到向小姑子辞行的时候,化作珠泪涟涟。她的满腹辛酸在同是女性,又与自己同龄的小姑子面前再也忍不住了。她必须离开而又不忍离开这个家啊!
该走了。一辆马车载着刘兰芝离开焦家,焦仲卿骑着一匹白马随车相送,行行重行行,车轮的每一转动,似乎在辗碎两颗已经支离破碎的心,忍不住难舍难分的痛楚,焦仲卿下马钻进车里,两人再度相拥而泣,指天发誓,决不相负;“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意即海枯石烂,两情相悦,永不变心。到家了,该分手了,“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刘兰芝回到家中,善良的母亲望着回家的,“进退无颜仪”的女儿,大为悲摧。然而刘兰芝还有一位性情暴躁的兄长,对她这位兄长,刘兰芝是早有心理准备,在回家的路上她就知道:“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遂以煎我怀。”
果然,刘兰芝回家后,首先是县令遣媒为他刚满十八岁的第三个儿子求亲,做母亲的理解女儿的心情,在女儿的求恳下代为谢绝了。不久,太守造县丞为他的五少爷求婚。当母亲再次准备为女儿谢绝时,她的兄长出面干涉了,在旧社会长兄代父啊,而家庭又是认男子为主的,于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纳采行聘,选定了良辰吉日,准备迎亲过门。刘兰芝默不作声,只有用手巾掩口啼泣,眼泪哗哗地直流,所谓“腌腌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焦仲卿听到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快马加鞭赶到了刘家,已经是薄暮时分,那声声马嘶,也就是他心中的悲呜。眼见门前已经搭好了“青庐”,那是以大幅布幔搭成的帐幕,是新娘出阁前的一晚用来过夜的。见到刘兰芝,焦仲卿气急败坏地说:“我如磐石,千年不转移,而你蒲苇的韧性呢?何以在一天一夜之间一切就变了样子呢?我们的海誓山盟呢!我只有祝贺你攀上高枝,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刘兰芝肝肠寸断,呜咽讲道:“人生不如意,一言难尽,你又何必那样讲呢!我和你同样是受逼迫,只有一死来表明我的志向了。”刘兰芝哭着跑回青庐,焦仲卿也拨转马头,万念俱灰地踏上归途,世上万般辛苦事,无过死别与生离。
那天已是冷冬的时节,寒风摧凌着树木,树叶飘零。渐渐地庵庵黄昏,寂寂人定,斜月清冷,严霜满地,偶尔地自空中传来一、两声孤鸟的悲鸣。刘兰芝踉踉跄跄地离开了青庐,趁人不备,跃身投入村外的池塘之中,用她的生命来诠释情爱的坚贞。
那边焦仲卿回到家里以后,登堂拜母,说了一些“不能承欢膝下,万望善自珍重”的诀别话。他那糊涂而专横的母亲还在安慰他:“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无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廓,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不管母亲如何劝勉,此时焦促卿已经决心赴死,那里听得进去。当天夜里徘徊庭院之中,三更过后,乌鸦成群飞过,焦中卿心知有异,以为爱妻已经殉情,正在黄泉路上等他结伴同行呢!于是解下腰带,绑在庭树枝上自缢而死。
刘兰芝放着“金车玉作轮,青骢马,金镂鞍”的富贵之家不去,甘愿为情而死,令人赞叹。
祥林嫂的人物形象分析:
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横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进行过不间断的挣扎与抗争:在被虐待、被迫再嫁时,她挣扎她抗争;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这一切都表明,她是一个很顽强而不容易被摧垮的人,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
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而且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色彩。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进行反抗的。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祥林嫂的反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悲剧性。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
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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